【聯合報╱金耀基】 2010.08.30 02:50 am
錢（穆）賓四先生逝世忽忽已二十年了，對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先賢，我有很深的懷念。賓四先生於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謝世，那時，我從歐洲開會後，剛抵紐約長子潤生家。我是從香港中大同事的9月1日傳真中得悉的。回港後，我寫了一篇〈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文字，文中，我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余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
我與錢先生的結識始於1977年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之時。是年七月，我專程去台北士林素書樓拜謁錢先生，雖是初晤，但一見如故，錢先生不多虛語，卻甚健談，他善於講，也善於聽，我與錢先生的第一次談話是很愉快的，辭別時，他一直送我到門外的庭園，還對我說我們有緣。此後，我每次返台，只要時間許可，一定去素書樓看望賓四先生，一談就是二三小時，每次造訪，錢夫人胡美琦女士都在，並親手煮茶，還為錢先生點菸；有許多次，錢先生與錢夫人要我留下午餐，我也因此了解到錢夫人的精緻烹調是如何關注到賓四先生的口味和健康。賓四先生晚年，特別是失明後十餘年，錢夫人胡美琦女士無疑是他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
錢賓四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1949年南來香港後，新亞書院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他不止創建新亞，還擔任新亞校長十五年之久。新亞師生、校友對錢先生的感念是極深遠的。我接掌新亞後，新亞同仁為感念錢先生對學術與書院的貢獻，特設立一個以錢先生之名命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這個永久性的講座下，定期邀請世界範圍內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來新亞講學，希望透過講座講者的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萬戶之豐貌。
新亞此一構思，有幸得到錢先生的首肯，並稱許是「一偉大之構想」，最令新亞師生、校友興奮的是，1978年八三歲高齡，雙目幾近失明的賓四先生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從台灣越洋來港，為講座作第一個講者。先生開講之日，中大師生、校友、市民千餘人蜂擁而至，成為香港學術文化界之盛事。翌年講座的講者是研究中國科技史，享譽世界的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賓四先生伉儷應新亞之邀從台灣來港，這兩位中西方的學術巨人，在新亞雲起軒的酒會上，舉杯歡言，相互推許，實是中西學術史上一個美麗的鏡頭。
這個講座設立迄今已三十二年。去歲新亞書院創校六十周年，有多項慶祝活動。中大的出版社甘琦女士認為「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歷年出版的「演講集」，有多種絕市有年，欲求者已不可得，故計畫把「講座」的一冊冊單行本的演講集，以叢書系列形式再版問世，並盼我這個新亞老院長（我自1985年辭卸新亞院長之責已二十四年，從中文大學退休亦已六年矣）為叢書系列作一總序。我因思及講座與我的一段緣分，遂欣然應命。因寫此序，不由得又想起賓四先生生前種種，不由得又追念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前賢的言行風範。日前，接到台北市文化局陳則明女士來函，知道台北市文化局、東吳大學與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於今年八月舉辦「錢賓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追思會」，要我撰寫一篇文字，我即表示希望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總序〉一文收錄於《錢賓四先生逝世20周年追思會暨紀念活動手冊》中，作為我對錢（穆）賓四先生的追思，我想錢先生會高興知道他謝世後，這個以他名字命名的講座二十年來的發展的。
【2010/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錢穆逝世20周年／心香一瓣－悼賓四先生
【聯合報╱許倬雲】 2010.08.29 03:11 am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有能繼續發展。1949年逃亡香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奉安馬山，葉落歸根。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2010/08/29 聯合報】@ http://udn.com/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有能繼續發展。1949年逃亡香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奉安馬山，葉落歸根。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2010/08/29 聯合報】@ http://udn.com/
錢穆逝世20周年 百感交集20年
【聯合報╱錢胡美琦】 2010.08.27 05:07 am
民國79年6月1日一代大儒錢穆被迫搬離居住二十二年的素書樓，不久之後，於8月30日溘然長逝。
錢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將屆，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價值崩毀，「素書樓事件」可謂影響深遠、極具代表性的一道分水嶺。
本文為錢穆遺孀錢胡美琦女士二十年來首度公開細說素書樓建造始末，及對錢穆先生無盡的思念。（編者）
搬出素書樓已經二十年了，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無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靜。在我搬出素書樓時，曾對自己立下決心，一定要把素書樓興建的前因後果，以及我們夫婦住進後對素書樓的照顧，詳細寫出，向社會討一公道。但是每一想到素書樓，千百件往事湧上心來，令我百感交集。有許多事，也許現在還不便直說，就如素書樓紀念館的成立，種種經過，恐怕仍以暫時不公開說明為宜。至於我個人對此事的憤慨，更不宜現在對外表達，這一切只能留待以後再說。
外子自十八歲為小學教師以來，未變職業，對此罪名，不得不有所辯白，更何況事涉故世的兩位總統，默而不語，不啻承認兩位總統當年所為，純為私情，同屬非法。
民國56年，香港情況不安，我們決定回台定居，謀建一家，以求終老，並預為新居定名「素書樓」，我們商定自畫的新宅草圖，有兩特點：一是樓上一長廊，可供沉思與散步；一是書櫃特別多，都是從底到頂。至於房子本身，只是一單排，沒有前後房。樓下只一客房、一客飯兼用的廳。樓上一書房，一臥室，一小書庫，僅此而已。
當時透過朋友幫忙，找到一處靠近東吳大學的預留墳地，朋友說：「如不忌諱，價格便宜，手續簡便。」水、電、電話可以和東吳大學協商，從學校接撥。最困難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我們便急急進行建築事。為了節省財力，由家兄胡美璜，介紹他手下一年輕工程師負責一切。兩日後，我們陪同家兄及工程師前去看地。由家兄決定地界，劃定房子位置，就在原有樹下建一小樓，不築圍牆，以節省費用。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們決定返港搬遷。就在我們動身前兩天，經國先生銜命來訪，表示老總統得知賓四準備在台建造家宅，認為應由公家負責。賓四告以一切已準備妥當，請代報告並致謝。臨別時，經國先生再三說，總統是很有誠意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當時賓四並沒有接受。我們返港整裝，於十月正式遷台。抵台後，方知就在返台幾天前，經國先生直接命家兄將屋子設計圖呈上，並囑他不要過問，此外什麼也沒說。事已至此，也就無從推辭，素書樓就由政府興建完成。
國家元首敬禮下士，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精神，屬公非屬私。士人接受政府禮遇，也為社會佳話，非僅個人的光榮。素書樓既屬政府賓館，土地的借用，應屬政府間事，與居住的賓客扯不上關係。當時台北市某議員認為賓四未與市府簽租約是「非法」，我們認為以百姓身分私人向市府借屋租屋，皆不合「禮」。中國一「禮」字，包有「情」「理」「法」三項，不合禮，亦即不情非法。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可以為國「賓」，為君「師」，但不可做社會一刁民。賓四是否夠資格接受政府的禮遇，社會自有公論，不是我這個遺屬所敢妄論。
「素書樓」本該在賓四百年後，給社會留一美好故事，卻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犧牲。民國79年六月，我們遷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書樓。僅止三個月，外子賓四竟無言而去。留給我無盡的悲痛，也留給我許多未了的責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不幸成為「台灣式民主」的祭品，一個已九十四歲的老人，二十年來過的是隱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會一罪人，沒有辯解的餘地。賓四生前對此事，本囑我得空時向社會作一交代。我原準備把家搬定後動筆，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當時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筆，往事如千軍萬馬般湧上心來，平添更多悲憤，因而遲遲寫不成篇。
搬家前，賓四當時正在病中，我不敢詳告，有天夜裡，我獨自坐在廊上，賓四忽然起床走來對我說：「要是我再年輕幾歲，寧可到國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現在已經太老了。」緊接著一聲長嘆。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有一句話要交代你，將來千萬不要把我留在這裡。」又是一聲長嘆。我的淚水隨著他的長嘆而長流，我為他感到無限辛酸。我對賓四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那天我們夫婦談到半夜，賓四稱讚我所說的話是得道之言。
今天的人生越來越不重情義，人生也越來越無趣味。想到這些，怎能不令人感傷。自從我們要遷出素書樓，報上就有素書樓將建紀念館之說。站在遺屬的立場，自是樂觀其成。然而每一想到搬家前兩年的種種經過，真如噩夢一場，至今我尚無法從噩夢中完全清醒過來。今天「台灣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雖守法，也難保自身的安全。所謂的「民主政治」，成了無軌的車，可以任意橫行。在經歷了一連串椎心的痛苦後，我不得不加倍地謹慎小心，再不能讓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傷害了。對於今天的我來說，餘生的意義也僅在此。
在我們遷離素書樓時，我曾寫了一份清單，把我們入住後，對房屋園子的加建、修建等種種情況，一一說明。移交房子時，這份清單也一併交給了總統府派來接收的人員。民國81年1月7日，素書樓紀念館成立，那是我將素書樓歸還政府一年七個月後，第一次重踏進這個地方，景物不再，人事全非。
賓四生前曾以終生做一教師為榮。他辦教育，主張「為學」與「做人」兩者絕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為終生努力的目標。做一個學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要做一個篤實信守中國自己傳統文化的學人，其心靈之孤單寂寞，更是難以述說。學術乃千古事，賓四生前自信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可以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百年後自有公論。然而對一個人品格的汙衊，在今天這樣是非黑白混淆不清的社會，是經不起時間的拖延。政府成立素書樓紀念館，特以賓四名字來命名，可以說肯定了賓四的為學，又肯定了賓四的為人。在素書樓紀念館籌備的過程中，對有關一切具體計畫及設施方面，我不敢擅自提出任何主張。賓四生前嚴守公私之分，今天以我的立場，自應謹守先夫素志。
賓四去世已二十年，二十年當中，台北市政府僅在紀念館封館整修完畢，民國91年（2002）三月重新開館時，公開澄清賓四未霸占公產，還賓四清白。賓四已逝，馬市長的道歉，平添我心中無限的感慨。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
民國55年（1966），中國大陸忽然暴發了「文化大革命」，各學校完全陷於停頓狀態，香港人心震撼。賓四十分擔憂將來大陸中小學文史教師要後繼無人了。他那時已辭職隱居在家，全力在準備寫《朱子新學案》。我們住在九龍沙田郊區山上，和風台五號的樓房，有一大長廊，面對海灣，景色幽靜。他日夜在那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語不發，這樣持續了一兩個月。他說他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危機？有一天，忽然說想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以挽救文化中斷危機。民國60年（1971），《朱子新學案》完成後，賓四一再想重拾此計畫，困於經費，無法展開工作。賓四晚年有時常會提起以前所想要做的一些計畫，就不免要感嘆經濟的壓力。民國72年（1983），賓四《八十憶雙親》一書出版。寫這書時，他雙目已不能見字。我辭去文化大學兼課，幫忙抄稿改稿，我們夫妻足足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他這本自傳。此書僅換來十五萬台幣稿費。我心中十分感慨，實在不忍心把這筆錢用在日常生活上，於是決定從這筆稿費開始，以後凡有稿費收入皆另作集存，以備另派用途。過了幾年，忽見報上登載一消息，政府考慮將創辦基金會的經費，從一百萬台幣提高到一千萬。那時我們只積了六十餘萬稿費，於是急急湊足數目，在賓四去世的前一年，民國78年（1989）五月，申請成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當時只是想用基金會名義存款，可以限止自己不能隨便動用。賓四晚年多病，又正忙於整理舊稿，生活緊張，根本無暇想及基金會成立以後該如何。當年基金會取名「素書樓」，那只是因為賓四晚年雙目不明，所有活動多在樓上，我們的談話也都在樓廊上進行的。我們基金會受經費之困，從董事長起，全部是義工，連車馬費也得自掏腰包，但基金會為完成賓四心願，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不會因經費之困而停止。賓四晚年，常談及現在青年對中國自己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漸低落，非常值得憂心。因此我遵照賓四生前的意願，由基金會出版「小論叢」，讓年輕人可以透過「小論叢」來了解中華傳統文化。（上）
【2010/08/27 聯合報】@ http://udn.com/
民國79年6月1日一代大儒錢穆被迫搬離居住二十二年的素書樓，不久之後，於8月30日溘然長逝。
錢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將屆，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價值崩毀，「素書樓事件」可謂影響深遠、極具代表性的一道分水嶺。
本文為錢穆遺孀錢胡美琦女士二十年來首度公開細說素書樓建造始末，及對錢穆先生無盡的思念。（編者）
搬出素書樓已經二十年了，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無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靜。在我搬出素書樓時，曾對自己立下決心，一定要把素書樓興建的前因後果，以及我們夫婦住進後對素書樓的照顧，詳細寫出，向社會討一公道。但是每一想到素書樓，千百件往事湧上心來，令我百感交集。有許多事，也許現在還不便直說，就如素書樓紀念館的成立，種種經過，恐怕仍以暫時不公開說明為宜。至於我個人對此事的憤慨，更不宜現在對外表達，這一切只能留待以後再說。
外子自十八歲為小學教師以來，未變職業，對此罪名，不得不有所辯白，更何況事涉故世的兩位總統，默而不語，不啻承認兩位總統當年所為，純為私情，同屬非法。
民國56年，香港情況不安，我們決定回台定居，謀建一家，以求終老，並預為新居定名「素書樓」，我們商定自畫的新宅草圖，有兩特點：一是樓上一長廊，可供沉思與散步；一是書櫃特別多，都是從底到頂。至於房子本身，只是一單排，沒有前後房。樓下只一客房、一客飯兼用的廳。樓上一書房，一臥室，一小書庫，僅此而已。
當時透過朋友幫忙，找到一處靠近東吳大學的預留墳地，朋友說：「如不忌諱，價格便宜，手續簡便。」水、電、電話可以和東吳大學協商，從學校接撥。最困難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我們便急急進行建築事。為了節省財力，由家兄胡美璜，介紹他手下一年輕工程師負責一切。兩日後，我們陪同家兄及工程師前去看地。由家兄決定地界，劃定房子位置，就在原有樹下建一小樓，不築圍牆，以節省費用。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們決定返港搬遷。就在我們動身前兩天，經國先生銜命來訪，表示老總統得知賓四準備在台建造家宅，認為應由公家負責。賓四告以一切已準備妥當，請代報告並致謝。臨別時，經國先生再三說，總統是很有誠意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當時賓四並沒有接受。我們返港整裝，於十月正式遷台。抵台後，方知就在返台幾天前，經國先生直接命家兄將屋子設計圖呈上，並囑他不要過問，此外什麼也沒說。事已至此，也就無從推辭，素書樓就由政府興建完成。
國家元首敬禮下士，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精神，屬公非屬私。士人接受政府禮遇，也為社會佳話，非僅個人的光榮。素書樓既屬政府賓館，土地的借用，應屬政府間事，與居住的賓客扯不上關係。當時台北市某議員認為賓四未與市府簽租約是「非法」，我們認為以百姓身分私人向市府借屋租屋，皆不合「禮」。中國一「禮」字，包有「情」「理」「法」三項，不合禮，亦即不情非法。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可以為國「賓」，為君「師」，但不可做社會一刁民。賓四是否夠資格接受政府的禮遇，社會自有公論，不是我這個遺屬所敢妄論。
「素書樓」本該在賓四百年後，給社會留一美好故事，卻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犧牲。民國79年六月，我們遷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書樓。僅止三個月，外子賓四竟無言而去。留給我無盡的悲痛，也留給我許多未了的責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不幸成為「台灣式民主」的祭品，一個已九十四歲的老人，二十年來過的是隱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會一罪人，沒有辯解的餘地。賓四生前對此事，本囑我得空時向社會作一交代。我原準備把家搬定後動筆，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當時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筆，往事如千軍萬馬般湧上心來，平添更多悲憤，因而遲遲寫不成篇。
搬家前，賓四當時正在病中，我不敢詳告，有天夜裡，我獨自坐在廊上，賓四忽然起床走來對我說：「要是我再年輕幾歲，寧可到國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現在已經太老了。」緊接著一聲長嘆。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有一句話要交代你，將來千萬不要把我留在這裡。」又是一聲長嘆。我的淚水隨著他的長嘆而長流，我為他感到無限辛酸。我對賓四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那天我們夫婦談到半夜，賓四稱讚我所說的話是得道之言。
今天的人生越來越不重情義，人生也越來越無趣味。想到這些，怎能不令人感傷。自從我們要遷出素書樓，報上就有素書樓將建紀念館之說。站在遺屬的立場，自是樂觀其成。然而每一想到搬家前兩年的種種經過，真如噩夢一場，至今我尚無法從噩夢中完全清醒過來。今天「台灣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雖守法，也難保自身的安全。所謂的「民主政治」，成了無軌的車，可以任意橫行。在經歷了一連串椎心的痛苦後，我不得不加倍地謹慎小心，再不能讓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傷害了。對於今天的我來說，餘生的意義也僅在此。
在我們遷離素書樓時，我曾寫了一份清單，把我們入住後，對房屋園子的加建、修建等種種情況，一一說明。移交房子時，這份清單也一併交給了總統府派來接收的人員。民國81年1月7日，素書樓紀念館成立，那是我將素書樓歸還政府一年七個月後，第一次重踏進這個地方，景物不再，人事全非。
賓四生前曾以終生做一教師為榮。他辦教育，主張「為學」與「做人」兩者絕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為終生努力的目標。做一個學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要做一個篤實信守中國自己傳統文化的學人，其心靈之孤單寂寞，更是難以述說。學術乃千古事，賓四生前自信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可以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百年後自有公論。然而對一個人品格的汙衊，在今天這樣是非黑白混淆不清的社會，是經不起時間的拖延。政府成立素書樓紀念館，特以賓四名字來命名，可以說肯定了賓四的為學，又肯定了賓四的為人。在素書樓紀念館籌備的過程中，對有關一切具體計畫及設施方面，我不敢擅自提出任何主張。賓四生前嚴守公私之分，今天以我的立場，自應謹守先夫素志。
賓四去世已二十年，二十年當中，台北市政府僅在紀念館封館整修完畢，民國91年（2002）三月重新開館時，公開澄清賓四未霸占公產，還賓四清白。賓四已逝，馬市長的道歉，平添我心中無限的感慨。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
民國55年（1966），中國大陸忽然暴發了「文化大革命」，各學校完全陷於停頓狀態，香港人心震撼。賓四十分擔憂將來大陸中小學文史教師要後繼無人了。他那時已辭職隱居在家，全力在準備寫《朱子新學案》。我們住在九龍沙田郊區山上，和風台五號的樓房，有一大長廊，面對海灣，景色幽靜。他日夜在那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語不發，這樣持續了一兩個月。他說他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危機？有一天，忽然說想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以挽救文化中斷危機。民國60年（1971），《朱子新學案》完成後，賓四一再想重拾此計畫，困於經費，無法展開工作。賓四晚年有時常會提起以前所想要做的一些計畫，就不免要感嘆經濟的壓力。民國72年（1983），賓四《八十憶雙親》一書出版。寫這書時，他雙目已不能見字。我辭去文化大學兼課，幫忙抄稿改稿，我們夫妻足足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他這本自傳。此書僅換來十五萬台幣稿費。我心中十分感慨，實在不忍心把這筆錢用在日常生活上，於是決定從這筆稿費開始，以後凡有稿費收入皆另作集存，以備另派用途。過了幾年，忽見報上登載一消息，政府考慮將創辦基金會的經費，從一百萬台幣提高到一千萬。那時我們只積了六十餘萬稿費，於是急急湊足數目，在賓四去世的前一年，民國78年（1989）五月，申請成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當時只是想用基金會名義存款，可以限止自己不能隨便動用。賓四晚年多病，又正忙於整理舊稿，生活緊張，根本無暇想及基金會成立以後該如何。當年基金會取名「素書樓」，那只是因為賓四晚年雙目不明，所有活動多在樓上，我們的談話也都在樓廊上進行的。我們基金會受經費之困，從董事長起，全部是義工，連車馬費也得自掏腰包，但基金會為完成賓四心願，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不會因經費之困而停止。賓四晚年，常談及現在青年對中國自己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漸低落，非常值得憂心。因此我遵照賓四生前的意願，由基金會出版「小論叢」，讓年輕人可以透過「小論叢」來了解中華傳統文化。（上）
【2010/08/27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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