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歷史詮釋 (上)
【文／徐梓】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校訓。這一校訓在當今社會之所以有著巨大的影響和旺盛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它植根於中國傳統教育的沃土， 有著2500年豐厚的養料提供滋養。「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傳統由至聖先師孔子所開創，為一代又一代教師所追求和踐行，也為全社會守望和期盼，是傳統師 德的核心內容。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引人注目的魅力，首先在於它的貼切。它具有高度個性化的特徵，又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根本的原因在於繼承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了中國教師的優良傳統。這簡短的八個字，是中國2500年優秀教育傳統的厚積薄發，也可以看作是一代又一代中國 教師的鄭重誓言。
「學」與「行」是傳統師德的核心內容
按照啟功教授的闡釋，所謂的「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就是「所學要為世人之師，所行應為世人之範」。這一解釋，突出了「學」與「行」的意 義：「學」是指每位師生應具有的學養和學識，「學為人師」就是要使自己具有淵博的知識和多方面的技能，在學問上足以為人之師，有能力向他人傳授知識，啟導 來學；有能力為人釋難解惑，將其引領進入豁亮澄明的境界；「行」是指每位師生應具有的德性和品行，「行為世範」就是要在道德情操、道德信念、道德行為方 面，以身作則，以己示範，成為他人生活的引路人，成為世人效法的榜樣。學與行，是北京師範大學校訓的靈魂，也恰恰是對學與行的強調和追求，構成了中國教師 的優良傳統，成為傳統師德的核心內容。
這一優良傳統是由孔子開創的，抱持「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的信念。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為中國悠遠而富有成效的教育事業夯 實了一個堅實的起點。他堅執有教無類的原則，向所有的學生敞開了進校學習的大門，不分貴賤，無論貧富；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他提煉總結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 教和學的方法。不僅如此，他還是教師的典範。於學，他學而不厭，老而彌篤，一部《易》，被他讀得「韋編三絕」。他鄙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懶惰和自滿，謙 稱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沒有比他更好學樂學的人。沉醉於學，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學習是他生命歷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快樂的事情。他不 以「生而知之」和「多學而識之者」自居，本著學無常師的態度，一以貫之地「每事問」，不恥下問，以一個開放的心態，擴充自己的知識，增益自己的能力，提升 自己的境界。
孔子以文、行、忠、信施教，但學「文」被他看作是入孝出悌、謹信愛眾之外「行有餘力」的事情。在強調一般文化知識的學習應該服從於道德教育 的需要的前提下，孔子主張「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於行」。他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為憂，認為道德應該成於內，但更應該行於外。行是那樣重 要，是考察和評價一個人最主要的標準，因而他強調對人「不能聽其言而信其行」，而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懂得教師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對於學生來說是 一種巨大而無形的教育力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鑄造器皿的模子或範式出了問題，就只能製造畸形和怪物。師範的意義，就是要教師以 自己為模範，做學生的表率。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之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孔子不僅以其好學的精神和精湛的學識，獲得了學生的敬佩和愛戴，也以高尚的人格和偉大的風範，贏得了「萬世師表」的尊稱，鑄就了「至聖先師」的牌 位。支撐這面牌位的，正是學和行這兩根支柱，「萬世師表」也在孔子的學行實踐中得到落實而不空疏。
孔子開創的中國教師的優良傳統，經過全社會的精心呵護，尤其是廣大教師的辛勤培植，由一脈幽深秀麗的清溪，成長為了一條波瀾壯闊的大河。不 僅政府官員、歷代學者、學生家長乃至教師自己，都強調學和行對於教師的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有著高度的一致。教師承擔著「傳道、授業、解惑」的多重職能，既 要為人師，也要做經師，教書與育人的雙重使命不可或缺。沒有好的品行不行，有好的品行而沒有一定的學養也不行。對於教師的要求，古人在強調「行誼謹厚」 時，也強調「文義通曉」；在突出「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勵行」的同時，也指出「才華擅長」、「經書熟習」、「學問通徹」的絕對必要；在強調必 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的同時，也強調「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事」。諸多 「經明行修」、「品端學粹」、「品學並稱」、「文行並美」的說法，歸結到一點，就是要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學」以「行」為依歸，是德行的前提和條件
再沒有比儒家更強調「學」的重要性的了。《論語》開篇就表明，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是一種人生的享受。一個人學問的淵博，見識的高遠，固 然離不開學，是日積月累的結果。即便表現為「文章工麗」的才能，也並不完全是「天之所賦」，而有賴於學。「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 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單純地依恃才氣，沒有不間斷地學習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而且，在儒家文化中，知識和 道德之間有著難以離析的關係，傳統的學問往往具有極為厚重的倫理色彩。在這種情形下，一般說來，「學優者德厚，學淺者德薄」。正因為學習不僅關係到一個人 的學問，而且也關係到這個人的德行，所以儒家高度重視學。無論是曾子的「君子愛日以學」，還是荀子的「學不可以已」，學習都被看作是一個人終身的使命。
學甚至可作說是儒家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根據「儒」有柔、濡和潤的意義，韓國儒教學會理事長、原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長崔根德教授認為：「三 字都與濕字有關，可解為學道而習之，使之浸潤自身。也就是說，學道而浸潤於其中者謂之儒。如果還要多加說明的話，當可解為『學道使之浸潤於身，然後教之於 人，讓道浸透到對方心中者為儒』。這樣的人是世上不可缺少的人，一定要有人，需人亦即必需的人（需人合成的字即儒）。」這說出了傳統社會的實情，恰切地指 出了儒者的使命，表明了儒者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學以致道」的時代，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變化氣質、增進美德，是為著明理體道、修身進德，是為了達到聖人的境界，學習應該服務並服從這個目 的。但愈高遠的美德，就愈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存在於動態的過程之中。真正的「道」，不是矗立在學問的盡頭（儒家也根本不承認有這麼一個盡頭），而是 潛藏在永無止境的學習過程中，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何況，「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賤；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沒有學作基礎，僅僅風聞信從，不究其實，不明其義，就難保德行不偏離正道。離 開了學的滋潤和營養，任何德性都會枯澀。沒有廣博的學識，德行就不是基於自覺的行為，就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只有通過學，不但知道什麼是德行，而且 懂得為什麼這樣才算是德行，把問題看得深刻，對道理理解得透徹，才能有效地克服行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所以，學既以行為依歸，又是行的保證，是德行的前提 和條件。
儒家不僅單純要求學的過程，而且標樹了通過學所要求達到的境界。《易》有「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之說，《曲禮》有「博聞強識，謂之君子」之 論，《儒行》有「儒有博學而不窮」之語，《內則》有「博學無方」之言。至於孔子及其《論語》，更是一再提及「博學」，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多聞闕 疑，多見闕殆」、「君子博學于文」、「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等等。這些都表明了儒家要求通過多方面的學習，多見，多聞，多識，多記，成為一 個博古通今之人。元代著名學者吳澄說：「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 旁通多知，亦不可無諸雜記錄也，而其要唯在聖人之經。」「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既是儒者的自我勉勵，也反映了全社會對儒者的期待。儒者是文化傳承的托命 之人，是人類所創造的全部文明的承擔者，他必須首先瞭解和掌握人類文明的成果，才有可能賡續傳承，不負托命。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師儒是一體的，師即儒，儒即師。「牧長，皆君也；師儒，皆師也。」儒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師。對儒者的期待，就是對教師的 期待。教師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向學生傳授知識，將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延續下去，這就要求他具有豐富的知識積累。否則，學生就難以從他那裡獲取知識，得到指 點，受到啟迪。「道之未聞，業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則非師也。」一個沒有豐厚而廣博學識的教師，不可能勝任教書授業的工作，更不可能具有作為教師的魅力。 像諸如把《論語》中的「鬱鬱乎文哉」唸成「都都平丈我」，把《大學序》的開篇句破句讀為「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把《百家姓》的開篇句解釋為 「不過姓李的小猢猻，有了幾個臭銅錢，一時就精趙起來」等等，這種「淺陋荒疏無學識」的胸無點墨之人，側身師列，只能是人們的笑柄。「智如泉源，行可以為 表儀者，人師也。」博學多通，「智如泉源」，是作為一個合格教師的必要條件。
得經師易，得人師難
儒家強調「愛日以學」，更強調「及時以行」。「君子彊學而力行，學與行，被看作是立身行道的兩翼，二者不可或缺。「致知，力行，用功不偏， 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學行作為一個統一體，猶如車有兩輪，損害了一方，就會戕害到另一方。只有把學與行統一起來，才能具有完善的人格。「君子博學，患 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在學的階段，要在「習」字上下工夫，通過反覆的「習」以達到精熟；精熟之後，又要學以致用，應用於實踐。「君子之學也， 入于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明道」，但在「明道」之後，還有更艱難的路要走，儒家的終極目的在於「行道」。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歷史詮釋 (下)
【文／徐梓】
教師所行之道，或者說教師應有的作為，是作為他人的榜樣或模範。因此，教師職業有一套不同於其他職業的道德標準，全社會對教師的道德有著更高的要求，教師 也時時對自己的行為保持著高度警覺。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教師的職業道德比其他職業道德具有更強的示範性。「師，所以模範人倫者也。」師模或師範 的意義，就在於他直接影響了學生，甚至鑄就了學生。「為師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師方正嚴毅，則子弟必多謹飭；其師輕揚佻達，則子弟必多狂誕。」教師只有自 己具有了良好的品格和風範，才有可能把學生塑造成「聖賢的坯璞」，完成教育的使命。
傳統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單純地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要使學生學會日常生活中諸如事親敬長之類的切近事情，懂得日常生活的規範，養成良好的行 為習慣。如孝弟忠信、事親敬長、灑掃應對進退以及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交、長幼之序、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和飲食之節。「學者， 所以求為君子也。」學本身就是一個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的過程。朱熹就曾說過：「學字甚大，學效他聖賢做事。」對於學生來說，學習的目的，就是要 學會做人之道。讀書而不明事理，不懂得如何處事，哪怕書文再精熟，也會被看作是無益於己的浪擲時光。學的意義和作用，「是把知識消化於生命，轉化為生命所 具有的德性」。對於教師而言，薰陶學生的氣質，矯揉學生的性情，輔成學生的材品，是比授業解惑更重要的工作。
將學做人看得比學知識更為重要，決定了對教師品行的強調，勝過對教師學識的要求。一個合格的教師，首先必須是學生行事的榜樣，視聽言動的模 範。 「師者，人之模範也。」漢代的揚雄，首次提出了「師範」的概念。對《周禮》中的「師以賢得民」，有學者解釋說：「師者，民之模範也。有德行賢於民，民從而 師之，通貴賤以至四民九職，必皆有師，服勤至死，為其賢也。」教師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愛戴、尊重和師從，正在於他的德行為人所欽服。「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 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作為教育他人的教師，只有自己有德性，才有能力引導他人具備德性；只有自己沒有惡習，才有資格幫助別人戒除惡習； 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只有立身行事端正，才能為人之師。
古人把知識分為兩種，即真知和多知，所謂的真知是「德性之知」，多知是「見聞之知」。與此相一致，人們往往把教授「見聞之知」即多知的老師 稱之為經師，而把教人做人行道即傳授「德性之知」或「真知」的老師稱之為人師。「所謂經師者，課章句，闡義理，明經焉已耳。若夫人師，威儀必可象，言行必 可法，德望必可尊。其於教人，凡居家處鄉，治身涉世，服官立朝，建功立業等事，無不示以淵源，資為經濟，然後造就出第一等人品來。」並有「得經師易，得人 師難」、「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之說。一個完滿合格的教師，不能只是漢代教授經典的「經師」，更不能只是唐宋時代教授詩詞文賦的「詩文師」，尤其不能是像 明清時期那種「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略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的「舉業師」。真正堪稱老師的唯有「古之 師」。 「古之師」的意義，在於他能教人「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于威武，不失志於患難」。成就一個德性充盈、德行美好的人。
代代相傳的「師德」傳統
中國傳統文化對士人尤其是教師學和行的一貫強調，形成了代代相傳的傳統，結晶出眾多形式整齊、簡潔明快的句式，如「學為人師」、「經為人 師」以及「行為世範」、「行為世表」、「行為士則」，乃至「言為士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行為世表」、「經為人師，行為世範」、「經為人師，行為儀 表」等等。這些語句立足、來源於傳統，又進一步培植、提煉了傳統，並成為傳統師德的核心內容。
說到這些形式整齊、文字簡潔的語句，一般都舉列《世說新語》中的那段話：「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這句 話所標舉的言和行，實際上可以歸併到行的範疇。陳仲舉即陳蕃，雖然是東漢末年桓帝時人，但這段話出自南朝宋劉義慶（403～444）的《世說新語》，無論 是就時間的早晚、內容的全面，還是句式的典型而言，在《世說新語》的這段話之前都另有先例。
早在東漢時，南陽太守杜詩在向光武帝推薦伏湛的上疏中，就曾說伏湛「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東漢和帝之初，竇憲也上 疏稱屯騎校尉桓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為人師，行為儒宗」。這兩則材料，比劉義慶的說法早約400年，而且賅括了學和行兩翼。在當時把儒家經典當作 學習的核心內容的情勢下，「經為人師」之說，典型地體現了漢代拘於較為單一的儒家經典的學術氛圍。
漢朝末年的陳寔，在一篇碑文中稱頌主人「文為世範，行為士則」。三國時期的鄧艾，12歲得讀陳寔的碑文後，為其標樹的境界和表述的精到所折 服，「遂自名範，字士則」。「文為世範」有別於「經為人師」，反映的是文人與學者的區別，是文苑與儒林的不同。與鄧艾同時的劉靖，在〈請選立博士疏〉中， 建議「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以改變太學設立20年來少有成效的狀況。
《世說新語》之後，類似的說法在歷史文獻中屢見不鮮。如庾信在〈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中，稱頌陸逞「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沉，階 基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隋朝盧昌衡，在任徐州總管長史時，以能幹著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當時以 為美談。《舊唐書》的作者，讚頌唐文宗「文章可以為世範，德行可以為人師」。
到了宋代，相關的說法更是繁盛。樓鑰有「望重吏師，行為世則」之語，蘇軾有「才本天授，學為人師」之論，周紫芝有「學為人師，才本王佐」 之言，沈遘有「學為世師，行為人表」之說。在陸游的《渭南文集》中，更是多次出現這樣的說法。如在〈謝解啟〉中說：「恭惟某官，行為世表，經為人師。早學 長安，識子雲之奇字；晚遊吳會，得中郎之異書。」在〈楊夫人墓誌銘〉中則有：「山堂鞏先生諱庭芝，經為人師，行為世範。德義之化，自家人始。」
已往這種說法的指代物件，大都針對的是行政官員，從宋代開始，轉移到了學者尤其是教師身上。余靖在國子博士毛應佺的墓銘中，稱頌墓主「行為士則，才為世賢」。司馬光在〈祭郭侍讀文〉中，稱郭侍讀「文為國華，行為士則」。國子監直講孫復被貶之後，趙概等人上疏，稱孫復「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 宜棄之遠方」，結果孫復得以官復原職。呂溱代擬的〈殿中丞致仕同詳議大樂胡瑗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制〉稱：「汝瑗行為物矩，經為人師，以處士拜官，不屑從政。致仕在里，無忘講學。」
正是在宋朝，出現了「行為世範，學為人師」這樣與北京師範大學校訓最為接近的說法。這一說法最早出自南宋高宗趙構。宋高宗在視察太學的時 候，有感當即而作文宣王贊。後來又利用閒暇，為孔子的七十二賢「亦為制贊」。其中關於顏無繇的贊詞是這樣的：「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 請車誠非，顧匪其師。千載之下，足以示慈。」這八個字與北京師範大學校訓完全相同，差別僅僅是兩句話前後互乙。
宋代之後，相同的說法依然很多。如在金朝，趙秉文稱頌崔憲:「淹貫六籍，兼綜群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為 人師，行為世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無得而稱焉。」元朝的楊宏道，稱鄒平主簿王宏道：「學為人師，行作世範，詞賦造乎二李，濟南謂之三王。」明清時期，針對當時「舉業師」的盛行，教師的德性被強調到了極致，乃至破壞了學與行的平衡，這樣簡潔整齊的句式不再常見。
「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八字，簡潔明快，貼切允當，言近而旨遠，辭約而意豐。它凝煉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秉承著中國教師的優良傳統，對今後師範教育的發展，具有示以準繩、匡其趨向的意義。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