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許倬雲】 2010.08.29 03:11 am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有能繼續發展。1949年逃亡香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奉安馬山，葉落歸根。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2010/08/29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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