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1 中國時報 【本報訊】
上周四即七月七日，國防大學在復興崗校區舉辦「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演講人和與談人皆一時之選。原本邀請退休的日本統合幕僚長（相當於我國參謀總長）寺島泰三上將以「回顧中日戰爭史實，展望區域安全遠景」為題專題演講，臨時取消了，不知是否東京政府從中阻擋之故。
其餘講員和與談人，從國史館呂芳上館長到國防大學陳永康校長，再加各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華軍事史學會理事等，各就其專業研究範圍提出報告，內容涵蓋啟動抗日戰爭的蘆溝橋事件與淞滬會戰，直至勝利前的緬北戰役，敘述都相當平實聞不到什麼宣傳氣息。研討會所有論文將由該校刊印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拭目以待。
我既非軍事學家，也不夠資格評論這些戰役。因為受創最重的人，是成千上萬拋棄家園，追隨政府，在八年抗戰期間，無怨無悔的愛國人民。他們經歷了七七與八一三戰役後，縱然南京武漢先後失守，仍跟隨政府，一路逃難到重慶，不知經歷了多少令人熱血沸騰，又欲哭無淚，悲歡離合的故事。
抗戰開始時我才十三歲，正在上海讀初中二年級。記得爬在屋頂上看中日軍機鏖戰，直至謝晉元團附率領孤軍堅守四行倉庫，令人永難忘懷。抗戰史蹟是專家們的事，我無從置喙。本文只想從另一角度敘述個人經歷中華民國從軍閥割據、朝不保夕的國家，轉化成為「民族體」過程的看法。因為被譏為一盤散沙的中國是怎樣蛻變轉型，又怎樣步上團結救亡之路，似乎研討過的人不多。
今日台灣的年輕人，對女神卡卡（Lady Gaga），或比爾．蓋茲（Bill Gates）熟悉的程度，遠超過他們對八年抗戰的瞭解或認識。這也不完全是青年人的過錯，真該負責的是國小與國中歷史教科書的編輯，和講授的中小學老師。編輯者對現代中國的演變，和政府遷台經過，通常一字不提。即使提及，期末將至，三言兩語帶過，也難給學生留下任何印象。
民國十三年國父逝世後，蔣中正率領黃埔軍校師生，揮軍北上，直至張學良東北易幟，政府定都南京。表面上中國算是統一了，氣象一新。事實上則國民政府的號令，只在江蘇、浙江兩省才有點效力。除這兩省之外，若非無人理會，就是陽奉陰違。
當時的中國大陸，有奉系「大帥」張作霖，在東三省稱王。吳佩孚雄據河南、湖北；孫傳芳控制了安徽、江西與福建。西北是馮玉祥的天下；閻錫山獨霸山西；四川有幾名軍閥自相殺伐；貴州、雲南各有其主。絲毫沒有現代統一國家的模樣。
南京雖有國民政府，蔣中正不敢獨攬大權，讓林森做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他自己只負責剿共。很少人記得汪精衛還在蔣公之前，當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兩人關係幾度分分合合，直到抗戰開始，汪主張「和平救國」，出走河內，先到日本，再回南京，心甘情願地當日本軍閥的傀儡，最終落得遺臭萬年。
雖然印象模糊，年幼時經歷的某些情事，永留腦海，難以遺忘。民國十九年我家在開封時，馮玉祥所部抵抗進逼的中央軍，是我首次近距離聽到砲火聲。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後，八一三上海開戰，我家在公共租界所謂「越界築路」區，每天在屋頂上看我國空軍的義大利造戰鬥機，和日本飛機在天上纏鬥，不肯回家吃飯，更是常事。
今日回憶這些舊事，有何目的？因為我現在才領悟：以中國之大與民國二十年代的混亂、落後與分裂，如何產生一位全國都接受的領袖，才是最困難的課題。領袖不會從天而降，而當年四億人口的中國，正需要一位能團結全民，抗禦外侮的領導人。
民國二十五年的「雙十二」事件，張學良和楊虎城受周恩來唆使，逮捕拘禁了蔣中正，到聖誕節才獲釋放。那天我原在蘭心戲院看電影。中途忽然停止，經理走到台上大聲喊叫道，「蔣委員長被放出來了。」觀眾湧出戲院，滿街都是鞭炮聲。從那一刻起，才確立了蔣公領導國家的地位。日寇因而把侵略中國計畫提前，次年就爆發了抗日戰爭。
抗戰初起，蔣公把中央最精銳的部隊共計五十幾個師，總數約七十萬人，孤注一擲地投入淞滬戰場。我原對這項決策有些懷疑，那天會上經郝前院長柏村解釋，才懂得必須戳穿日本誇口「三個月內征服中國」的重要性。此後國軍節節敗退，直到山東的韓復渠被槍決，各省軍閥才服從中央，共赴國難。我在會中未能強調這兩點，故爾補記。
紀念七七，國人必須瞭解當年事實，才能珍惜今日台灣得來不易的安定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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