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大陸讀書人的臉

【聯合報╱薛仁明】 2011.07.29 04:06 am

曾經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無有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後的沉靜與安穩。我看大陸的知識分子，亦復如是……

暮春時節，因簡體《孔子隨喜》出版，遂有十餘天的大陸之行；從滬杭，往成都，再至北京，所見所聞，多有感觸。其中之最，則是，大陸的讀書人，實在太不快樂了。
讀書人的鬱結憂深，兩岸皆然；真要多找些清朗之人，也著實不易。但相較說來，大陸的讀書人，除了憂鬱乾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憤。知識分子才相聚一堂，動輒開罵，個個義憤填膺，人人宛若社會良心。當政者也心知肚明，於是，防民如防賊；提防知識分子，尤其徹底。兩造之間，疑忌日深；彼此互信，蕩然無存。結果，越罵越防，越防越罵。因此，我看到許多知識分子一張張的臉，躁、怒、憤、戾，全然全然，都是糾結。
看著他們糾結的臉，又想著他們天下國家的懷抱，兩相對照，不禁感慨，也讓我想起了那位焦慮的母親。這回，是在北京首都圖書館的公開講座，講題「與孔子聞風相悅」，我特意留一小時給聽眾提問。底下之人五花八門，所提問題各式各樣。有人問起了陸王心學宛如博士口考之題目，也有人提起了小孩越來越不快樂該怎麼辦的大哉問。我特別記得，這大哉問者，是位看來學識不豐還帶些土氣的家庭主婦；但我直覺親切，很能體會她的真實感。比起許多的博學之士，她的問題，毋寧是更無半點浮辭與虛語。
我未能詳答，只略略言道，一般說來，小孩憂鬱，是因父母焦躁；父母放鬆了、明朗了，小孩才可能快樂得起來。學校裡不也一樣，除了體制之僵化，有些老師其實是過度操心學生，是被自己的「愛心」、「責任感」給團團困住，結果，落得一身浮躁，天天煩悶，那麼，又如何教導出身心健全的下一代呢？
我勸她先放輕鬆；若放得鬆，孩子就有變化；別急著替小孩緊張。我沒說出口的，是孔子那句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位」而言，在家裡，父母是「君子之德風」，孩子則是「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父母自身，才是關鍵！
孔子這句話，更可說給大陸的知識分子也來聽聽。
中國讀書人，自宋儒以來，道德感太深，道德範圍太窄，又過度以天下為己任。因此，一天天嚴肅，臉部肌肉也日益僵硬。這一僵硬，這一緊繃，遂繃壞了民族的氣運，也繃出了中國文明之衰微。百年來，延續宋儒之緊繃，加上救亡圖存之壓力，這「重責大任」，「壓迫」得知識分子臉部更加扭曲。於是，他們開始慷慨激昂，漸漸地，轉成了憤懣乖戾。慷慨與憤懣，看似有別，卻常常只是一線之隔，有時也僅僅一步之遙。
正因這樣的慷慨激昂，於是，迎來了中共早期之「滿懷理想」；而相應於後來的憤懣乖戾，也遂有毛時期之荒腔走板。「滿懷理想」與荒腔走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事實上，亦仍是一線之隔與一步之遙。日後中共建政，終至文革，知識分子之飽受糟蹋，雖說可傷，雖說可憫，但是，請恕我直言，知識分子與中共彼此之千絲萬縷，兩者之互為因果，恐怕，連今日動輒痛斥中共當局者，都未必如實觀照得到。
性情，才是一切之根本。近代中國政治之敗壞，追根究柢，是人壞；說句知識分子不愛聽的話，百年來生靈之塗炭，關鍵原因，是讀書人性情之失其正。
那群知識分子始終以為，政府之根本問題，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種種昔日之惡，其實是因為人壞，是因為性情扭曲，並非制度有多麼的不足。不能因為曾經為惡，便滿腦子要設計制度來提防為惡。如此思維，結果必然只是，越壞越防，越防越壞。最後，遂造就了今日雙方的猜忌日深與互信蕩然。
制度與法治，從來就不是清末以來知識分子想像的那般重要。最佳例證，就是台灣的民主法治化。這二十年來，尤其陳水扁時代，台灣成日「依法行政」，滿嘴法律制度，但是，人心之敗壞，莫此為甚。乍看之下，眼前的台灣，「民主」成就斐然，但究其實，輿論失焦渙散，知識分子乏力虛無，整個社會耽溺在物慾與低級趣味中無以自拔。沒有人的性情之美作為支撐的民主法治，只會邁向整個社會慢性的萎死。
又比如說，現今台灣的大學評鑑，多有制度呀！數量化，標準化，有條有理，完完全全就是黃仁宇所強調的「數目化管理」；但是，正因這樣的「數目化管理」，台灣的大學系統，這些年來，才逐步走向崩壞。因為「數目化管理」，台灣目前的大學，已然容不下大師；將來，也會容不下真正的好老師。台灣教育的沉痾，其實是太有制度，卻毫無情性。
昔日秦朝暴虐，但劉邦在建國之初，卻全然沿襲嬴秦制度，照樣開出了兩漢盛世。而後，唐沿隋制，幾無更動，亦同樣開出了大唐盛景。秦漢之異，隋唐之別，都不在於制度，而在性情。論起性情，宋儒因道德觀念狹隘，總瞧不起劉邦；覺得他既沒讀書，又像個無賴。殊不知，劉邦的性情，比那一幫儒者，實實要好上許多。劉邦凡事看得開，最有中國人該有的寬、厚、通、豁，於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沒有讀書人的酸腐，更沒有讀書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氣度，故而連秦朝的暴虐，都傷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滿嘴仁義卻性情褊狹的所謂儒者，最後多被踏殺。
有劉邦的好性情，才有漢朝質樸而大氣的四百年好江山。
制度固然重要，但後頭人之情性，才是歷史之真消息。
我在成都講座，特別提起，國學熱也好，復興文化也罷，最要緊的，無非是要恢復中國人該有的性情；講得更具體，就是要找回那一張張中國人該有的臉。現今某些專家談「國學」，一臉市儈氣；另有某些專家，則滿嘴酸腐氣。凡此惡氣，不聽還罷，一聽，恐怕臉部都更要變形難看。見了這些臉，只覺得五四的打倒傳統，可真有理！談「國學」，談傳統文化，若無益於人之性情，那寧可不要！
但是，我這回與雙流縣的研習會談話，聽他們談國學，談傳統文化，卻是音聲清亮，面目淨好。我看著這群人，心頭歡喜，期待滿懷。成都雙流縣傳統文化研習會是個民間組織，成員多樣，舉凡有公務員、諮商師、電視主播，還有企業主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則是一個水果行老闆，他識字不多，平均十個字，會寫錯四個。但我談中國文化，一字一句，他都聽得有滋有味。別人提問，我才答罷，他便用四川話又再評唱一番；他的評唱，我不甚聽懂，但看那滿堂和氣，聽那鬨堂笑語，再瞅著大家的一臉滋潤，我於是相信，中國人該有的臉，是找得回來的。
文革當時，民間戕害甚深；但民間水深浪闊，又豈是斲毀得盡？結果，三十年後，休養生息，元氣便又恢復了。研習會這群人，都算不得知識分子；但正因如此，他們沒有憂鬱乾枯，也沒憤懣乖戾；他們談傳統文化，未必多麼深刻，但卻是滋滋潤潤，有神采，有情性。這就對了。
自古以來，士為四民之首；直至近代，讀書人仍以天下為己任，以社會良心自居，原都該有「君子之德風」的自覺。然而，不幸的是，百年來民族性情之丕變，是讀書人帶頭迷失；而今，民族性情之恢復，知識分子卻又最為殿後，甚至最持異議。當民間元氣已然甦醒，甚至共產黨政府的少數要員也力抗阻礙，要致力於恢復民族情性之際，獨獨只有知識分子，憤懣依舊，乖戾如常。他們憂「國」憂「民」，但是，政府與民間，卻都比他們健康明朗。他們閉鎖書堆，被一堆知識概念攪得臉面扭曲，卻絲毫不能自知，還動輒以真理自居，以引領者自任。唉！這該從何說起呢？
百年來，知識分子因過度操切，以至於忘掉了：再怎麼天下己任，再如何國家民族，都該以修身為其根本。昔日子路問「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問，「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續問，「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後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是的，三次回答，三次「修己」；這「修己」，修己之身，才是一切天下國家之起點。要憂「國」憂「民」之前，都該先「憂己」，反省自己是否已然一身清爽而又一身明白？但是，近代知識分子不僅忘了要「修己」，甚至還找來了一套說辭，撇清了個人修身之必要。知識理論之誤人，也莫此為甚！於是，他們不斷援引「新」理論，不斷論述「新」學說，整天痛罵，成日憤戾；如此這般，終至一己憔悴乾枯，國政也日益敗壞。如此誤人，又如此誤己，正是百年來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劇！
「修己」，才是一切之根本。今日知識分子，因為五四包袱過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個好性情。我以前教書，遇有一些聰明學生，某段時日，突然性情大變，迷失得徹底；那臉，全變了個人似的。然而，隔些年後，再逢又見，他卻已然迷途而後返；經此轉折，除了恢復舊日樣貌，反更增添了一份安然與淡定。於是，這曾經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無有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後的沉靜與安穩。我看大陸的知識分子，亦復如是。他們一臉躁鬱，我雖說感慨，卻也不甚憂心。因為，說不定，哪天因緣具足了，可能只是起身照個鏡子，久未細看的自身臉龐，才一定神，赫然發現，果然不對，真真不對；於是，眼前無路，想回頭，就這樣迷途知返，一下子就幡然猛醒了。如此生命翻轉，其實一點都不奇特；許多人都有類似的生命經驗。這一翻轉，於是，他們重新要修身，重新觀照性情，還發現孔老先生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是老話，但還真有道理。就這樣，一旦讀書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擔當真正引領的角色，不必成天議論，不必憂心忡忡，只要他們臉上的躁、怒、憤、戾，經此一轉，漸漸化成了中國人最該有的寬、厚、通、豁，那麼，一個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2011/07/29 聯合報】@ http://udn.com/

孔子與南子

【聯合報╱祁立峰】

2010.02.02 01:50 am

臉書和噗浪就是這樣的東西，看似毫無肌理邏輯的碎語浪言，網址部落，全按照線性時間軸，排成歷歷森嚴的資訊叢。早就忘了路徑為何，只記得從它們超連結竄漲橫衍，歪打誤撞，我看到那則新聞——孔子後代對即將上映電影《孔子》，提出書面抗議。

抗議之標的物，包括周迅的那些極度濛昧情話與眼神流轉，周潤發的幾幕輕功騰空，拳拳到肉的武俠場景，和大規模血流浮杵的戰爭鳥瞰分鏡……周迅的色誘劇碼顯然是脫胎自《夜宴》或《畫皮》，至於發哥一身十三太保硬功橫練，好像在《防彈武僧》、《臥虎藏龍》還是《滿城盡帶黃金甲》裡有點印象。不過說是這麼說，但衛靈公夫人南子終究不是狐仙、白骨精，孔子也不會是退隱大俠李慕白，於是電影在預告階段，就已經波瀾迭掀，宣傳效果十足。

當然，藝術模仿人生，修辭再現真實，電影是要拍一部傳記敘事體，還是以聲光三維電腦合成外掛好萊塢影視凝視，拍出一部放進括號中的「孔子」，這終究屬於創作者的自由意志。近年來華語史詩片盛行，身為古典經籍的守門者，我已經對於史實與虛構的提問習以為常，但時間與歷史分明複雜得有如重層的鏡面，在流動過程中不斷折射。那可不是一句「拍電影嘛」就說得通。

好吧，孔子和南子是如何有所鏈結？《論語》提到這件事的原文很快也很短，卻幾經模稜折轉，光影醚酚。「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會見南子，子路抓狂。孔子說，我敢發誓，如果真的怎麼樣，我會遭天打雷劈！但純就如此乍短記載，依舊讓人狐疑。子路在不爽什麼？孔子好端端的，又何必發起毒誓？只差沒說全家死光光、出門被車撞……

朱熹集注的《論語》，解決我們第一個問題。「南子有淫行」，這是「子路不說」的癥結。「淫」未必等同今義，不過南子基本上就是一個「太超過」的女人。但盱衡時局，齊的文姜嫁到魯國，依然與其兄襄公維持亂倫的關係；陳的夏姬讓弒其夫君的兩個傢伙，穿著她的褻衣「戲於朝」。倒不是說南子其行可采，只是於史有徵。往好的方面想嘛，至少她的「太超過」，不是那種把十億八億掏弄翻轉，宛如魔術師讓整座自由女神像憑空消失式的，浪跡海角天涯。

至於第二個疑惑，更早漢朝孔安國作注時，是這麼說的——「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白話點來說：如果這場世紀會面的動機，是出於公領域和諧，壓根無須去畏懼反對者的內亂暴動，那麼只因學生不高興，老師就勁搞搞發起毒誓來，這會不會太扯？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史記》說得更詳細，還加了一段「孔南會」的實錄：「夫人（南子）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看似禮尚往來，但何必多用六個字，寫佩飾叮咚作響的濛曖時光？怎麼看都奇怪。難不成我們的萬世師表，真的是心裡有鬼、欲蓋彌彰？宛如時局的名模、政治家無端捲入緋聞，忙不迭發聲明稿'、、、、、、、、、、開澄清記者會……這麼一來，這幾段扁平冷靜的文獻記載，就增添幾分戲劇張力。

後現代在強調解疆域、去中心，那麼對至聖先師的情慾解放與私領域的認同轉向，倒也不用搞得那麼尊德性，那麼文謅謅。不過套一句爆料文化蔓衍風行之後的，藝能圈與政壇的萬用謁語，「聖人也是人」。這句話翻譯一下大概是：聖人也是男人。從精神治療的層面來說，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同樣都是慾望屬性之一。慾望或許有貴賤大小之分，但無公私或聖俗之別。如果說孔子與儒家的教誨我族的積極意義在於：一個貴族末裔，或一個人，他的宏大慾望如何遂行於一代亂世？那麼這部以史實傳記為噱頭，實則雜糅進科幻特效的電影，倒是拐彎抹角來彰顯了這樣的徵兆——孔子有時也和我們一樣是個平凡人，庸常而衝動，只是他比我們更能堅持最初的勇氣，承諾，愛與夢想。

要愛的人太多了，這就是「仁」，儒家的本體論，一個被創造出來、標記信仰終端的飽滿價值。

【2010/02/02 聯合報】@ http://udn.com/

儒家思想妨礙了中國傳統科學的發展嗎?

儒家思想妨礙了中國傳統科學的發展嗎? (上)
歷史月刊 2009/12/24

【文／王竹語】　　
英國科學家，同時也是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曾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公元前1世紀到15世紀，中國比西方更善於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在實用的目的？為什麼中國早期科學技術較西方發達，但工業革命、近代科學技術卻沒有在中國發生？」引發學者不斷從各種角度研究討論，稱為「李約瑟難題」。
為李約瑟難題舉例
李約瑟提到的公元前1世紀到15世紀中國科技領先情形，由下可見一斑。
東漢機械製造家杜詩（？～38），他發明了一種叫「水排」的水利鼓風機械，利用水力推動木輪，使連結的皮囊連續開合，向冶鐵爐內鼓風，提高爐溫，縮短冶鐵時間，造成冶鐵技術革命。歐洲直到12世紀初，才有利用「水排」的煉鐵工廠，比中國晚了1000年。
漢武帝時，聰明的中國人在天秤兩端繫上羽毛和木炭，使之水平，但因木炭會吸空氣中的濕氣，所以天秤傾斜之日，就是空氣溼度改變之時，可以測出空氣中水汽增加或減少，這是最早的溼度計。西方一直到1450年，才由德國人發明懸吊石塊與羊毛球（有吸濕性）來測空氣溼度，已經比中國晚了1600年。
祖沖之（429～500）是世界數學史上第一位把圓周率精算到小數點後7位的人，1000年以後，15世紀阿拉伯數學家算到小數16位，才打破祖沖之保持了1000年的紀錄。
唐朝的一行（673～727）是世上第一位發現恆星本動的人，在西方，這個現象由英國天文學家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在18世紀才發現，比一行晚了1000年。
《齊民要術》記載「綠肥輪作制」代替「休閒輪作制」的方法，比西方早1200多年；另一項記載「授粉對結實作用」的試驗，比歐洲最早關於性別分化的科學紀錄早1100多年。
趙州橋（約建於591～599）是單孔、敞肩、平拱的石造結構，西方直到14世紀才發現，19世紀才出現敞肩拱橋，比中國的造橋技術晚1000多年。
唐代宗大曆六年（公元771年）顏真卿（709～785）就認為「東北有石崇觀，高山中獲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文中所言螺蚌殼就是化石，乃因水域變成陸地而形成。此說不僅指出化石形成的根本原因，亦說明可藉化石觀察海陸變遷。所以顏真卿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化石是海陸變遷證據的學者，比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滄海桑田解釋化石成因的達文西（DaVinci﹐1452～1519）要早837年。
學者努力為李約瑟難題解答
近年來，學者從各種角度試圖解開李約瑟難題，提出的解答大致可歸納如下：
1.傳統重農抑商社會，限制對生產力的發展，使科技發展缺乏足夠的動力來源。
2.中國地形東臨海，北戈壁，西沙漠，南高原高山，隔絕之下，缺乏外來競爭。
3.科舉考試使最優秀人才將時間精力花費在背誦、文字表達，無暇顧及其餘知識。
4.儒家思想的安貧、中庸觀念，沒有鼓勵創新的思維，無法有助建立科學理論。
5.缺乏知識產權概念，無法促成技術創新。
6.明清鎖國政策，一味排外，故步自封。
7.中國文字無效率。
2004年一場「文化高峰論壇」上，著名華裔科學家，也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博士指出：「《易經》影響影響了中華文化思維方式，這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說一出，更引起廣泛討論。
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從何種角度切入來解答？
黃宗羲（1610～1695）在《明夷待訪錄》就主張振興「曆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如今封建君主已經解體，學術多元一日千里，當300年前的學者就意識到振興科學智識為當務之急，我們今天究竟要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
將科學落後的原因歸咎宋明理學固然牽強，指稱儒家學說的錯也高明不到哪去；說中國文字不適科學紀錄則太不公平，怪皇帝扼殺知識分子也過於籠統；指出中國妄尊自大阻斷科學發展或內亂不斷影響科學，令人難以信服；認為手工業不發達或地理條件封閉阻斷東西交流所以科學不彰，卻又證據薄弱；歸罪於科舉制度和八股取士亦屬以偏概全；我們今天究竟要從何種角度切入來解答這個問題？
孔子教導弟子重視自然界的變化和規律；荀子「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生氣勃勃，野心不小；〈中庸〉的「參天地之化育」理念更是提醒人們積極投入，研究物相。古籍中的現代科學觀念不勝枚舉；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自己的天文官；隨代開始興辦數學專科學校，唐朝續辦並且擴大，這是世上最早的數學專科學校。如果說中國完全沒有任何發展科學的條件，實在令人不服氣。
那麼，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儒家思想「妨礙」了中國傳統科學的發展嗎? (下)
歷史月刊 2009/12/24

【文／王竹語】　
科學中的最不科學
封建社會很難看到百分百的科學研究，總是摻雜了占卜、預言、宿命、異事、天威、顯靈、因循、命定、神蹟的糟粕。連東漢最優秀科學家張衡，竟然也認為「五星……動變占定，實司王命」，試問科學如何進步？怎麼可能進步？唐代天文學家一行依照《大衍曆》推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應看到日蝕，可是並沒有看到，這位世上第一位以科學方法測子午線的人竟然說這不是計算錯誤，而是皇帝德行感動上天的結果。試問科學如何萌芽？怎麼可能推廣？當莊子提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的「懶人」（胡適語）理論之後，北宋的科學家沈括竟然也說：「人境之外，事何有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連寫出《夢溪筆談》的第一流學者都畫地自限，更遑論其他二三流者。試問科學如何發展？怎麼可能普及？
中國古代農業民族，安分保守，樂天知足，守著一塊地，守著一個夢。如果當時有一部農田水力自動灌溉機被發明出來，他們關心的是這部機器能灌溉多大的農田，而不是機器運轉原理；他們感到興趣的是多出來的人力要如何運用，而不是研究它、改良它，讓它操作更簡單。對他們而言，真的很滿足，頂多記錄這一部機器用了多久，絕不可能出現「鐵牛二代與鐵牛一代效能之比較」或「鐵牛三代新增功能敘錄」這樣富有充足理論的科學性文獻。對他們而言，會操作機器，每天保養，讓機器對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有保障，如此滿足，沒有多餘的「奢望」。他們不會也不可能把一部好好的機器分解，或是大膽地把灌溉農田的機器用來煉鐵看看、氣魄式地拆零件以進行科學性的實驗。
傳統學術缺乏科學發展的要素
科學有四大本質：理論清晰、證據明確、遵守規律、接受批評。中國傳統學術素養正是非常缺乏科學發展的要素。第一，就「理論清晰」而言，以數學為例：傳統「六藝」的「禮、樂、射、御、書、數」只有數學和科學相關，而數學是科學之基礎，物理化學、天體運行、建築水力，所有計算公式一定要用到數學，而數學竟然被排在最後一位。中國傳統數學和農業民族息息相關，特重實用性，偏向術語化，沒有明確的假設、定義、推論。《數學九章》的九大類問題中就有五大類是和雨量、田地面積、稅收、糧穀運輸、倉窖容積、商品交易、利息計算有關。沒有嚴密的理論和證明體系，幾乎沒有形式邏輯（Formal Logic）。
第二，以「證據明確」而論，所有文獻必須被記載並且廣為流傳，知識才可能被保存並且普及。中國古書教導知識分子「立德、立功、立言」，將自己心血著書立言並不是知識分子心中第一順位，修養品德獲取功名前進官府才是當務之急。《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錄了醫學界私相授受、不把醫學技術著書立言的秘密作風；被喻為化學之始祖的煉丹術，煉丹家不事交流，死守秘密，從東漢到明朝，原料與操作技術並無多大變化，你防我我也防你，結果是妨礙了進步。沒有證據明確記載，文字資料一再流失，同行者想參考也無從參考起，後繼者想發揚光大也束手無策。
第三，拿「遵守規律」來說，從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到宋明理學儒佛之辯，知識分子在科學領域思辯的涉獵和交流幾近於零。朱熹的弟子陳北溪撰《字義》，列出30個理學最重要觀念，除了「佛老」外，全部是先秦就有的。1300年原地踏步，原地踏步1300年。沒有環境就形成不了風氣，沒有風氣就不可能帶動更多人投入討論、研究、互動、發表論文。無規律可守，無前例可循；缺風氣之鼓動，乏互動之激勵。《明史‧天文志》記載明太祖時「司天監進水晶刻漏，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鐘鼓，太祖以其無益而碎之」。封建社會以君王之言為言，以君王之事為事，連皇帝都棄如敝屣的技術，又怎能讓民間蓬勃研究呢？
第四，從「接受批評」來自省，人們不習慣接受和自己深信不移所相反的理論。明代的朱載堉（1536～1611）是世上第一位提出「十二平均律」的人，但是當他把這項人類文化史重要成就獻給朝廷時，竟然無人問津！不但沒有被載入《明史》，還遭到攻擊和謾罵，守舊者認為朱載堉背叛了傳統律學。朱載堉的偉大發明反而是得到了19世紀德國物理學家赫姆霍茨（H.L.F.Helmholtz﹐1822～1894）的高度評價。
封建社會的教育在創造「完人」，完美的人格，因此特重道德教育。即便是科學知識，也只重實用，記錄一些日常經驗和平時觀察到的現象，無法從一連串典型事件發現規律，形成學說，產生理論，造成派別，衍生系統，把它們串聯成邏輯嚴密的學問，再轉化為真正的力量。中國古代的知識系統主要是和道德修養串聯，而道德修養又是為了政治因素，所以從不重視如何將知識轉化成科學系統，再藉由這個科學系統發揮巨大的力量。只是將觀察到的現象作條列式記錄；中國人的知識在訓詁辭章裡打轉，企圖畫一個人格圓滿到統治集團圓滿到社會國家圓滿到天下圓滿的大餅。這樣的知識系統，絕對無法發揮力量。
人不是科學的主宰，更不是科學的奴隸，而是科學的最佳伴侶，和科學保持最佳互動狀態，這才是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真正意義。
自省之後的奮進
《莊子‧天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現代數學裡的極限概念；漢代已知月光反射原理；墨家的邏輯學、數學和自然科學都十分出色；《管子》書中有許多珍貴的地質學資料，……舉例越多，不但不能讓後世子孫感到驕傲，反而讓人更覺得苦澀。法國文學家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曾說：
中國在發明方面總是跑在我們前面：印刷術、大砲、汽球、麻醉藥都是他們先有的。只不過這些發明在歐洲立刻蓬勃發展，而且變成了不起的奇蹟。在中國，這些發明卻始終停留在胚胎狀態，而且死在母腹中，中國是一個裝死胚胎的玻璃瓶。
文豪犀利尖銳的形容詞引發學者自省，越來越多關注這個問題的學者試著以各種角度提出解答，鑒往知來，自省之後的奮進，中國將永不再用玻璃瓶，胚胎會不斷成長茁壯，成為對科學有重大貢獻的巨人。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63期；《歷史月刊》於99年1月起停刊，感謝讀者長期以來的支持愛護，《歷史月刊》在此向大家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