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元古董算盤

2011-6-21 13:35:36
聯合早報網

估值逾五千萬人民幣（約新元958萬）的明清朝古董算盤昨日起首次在香港展出，讓市民對珠算的歷史有更多認識。圖為清代的司馬秤算盤。司馬秤在中國歷史上主要用來秤量黃金、藥材等貴重物品。

估值逾五千萬人民幣（約新元958萬）的明清朝古董算盤昨日起首次在香港展出，讓市民對珠算的歷史有更多認識。圖為清代的司馬秤算盤。司馬秤在中國歷史上主要用來秤量黃金、藥材等貴重物品。（中新社）

福建船政展 「開濟號」模型跨海重現

【聯合報╱記者李承宇、陳東旭／台北報導】    2010.12.23 05:11 pm

艦長八十七點八六公尺、寬十一點九九公尺，排水量兩千兩百噸，一八八三年中國第一艘自造巡洋艦「開濟號」下水，廿年後，在南京下關因火藥爆炸沉毀。今天，這艘開濟號模型，呈現在台灣民眾眼前。
長榮海事博物館與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合辦「福建船政—清末自強運動的先驅」特展，除展出開濟號大型解剖模型船，還包括當時的水上飛機模型、蒸氣機模型等。民眾也可在展場回顧中國第一所科技專科學校、海軍官校前身：船政學堂的史蹟。
長榮集團首席副總裁林省三表示，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對海洋有深厚感情，希望透過博物館展覽補充學校教育中的海洋知識。出席這次特展的還有福州市政協副主席陳金明，他希望中國自製的船體模型，能讓民眾大開眼界。
清同治年間，為了抵禦西方列強，朝廷任命沈葆楨為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的後人沈呂遂認為先祖當年的成績實在「無法想像」；當時面臨列強壓力，加上中國缺乏人才、官僚腐敗，沈葆楨卻依然能規畫造船廠、創辦船政學堂，「身為後人，實在覺得慚愧。」
船政學堂、海軍學校，到今天高雄左營的海軍官校一脈相承。前海軍總司令葉昌桐是海校航海第十三屆，他昨天回顧船政學堂歷史，認為人才輩出的原因在於「嚴淘汰」機制。跟他同期進學校的有七十人，但只有卅人畢業。
這次展覽最吸睛的焦點是長七公尺、高三點六公尺的「開濟號」半剖模型，民眾可看到完整的甲板、表面零件等。模型師傅李民從山東煙台帶著零組件來台組裝。他表示，當時中國造船僅留下文字，沒有精密構造圖，是製作船舶模型最困難地方。
‧特展即日起在長榮海事博物館展出，到明年六月五日。網址：http://www.evergreenmuseum.org.tw/。

【2010/12/23 聯合報】@ http://udn.com/

傅山們的羞恥心

【聯合報╱李銳】
   
2011.06.28 12:33 am

第一次買到白謙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已經是2006年七月的第二版了，第一版是此前三個月出版的。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一本關於中國書法的書，卻講述出了如此深沉的精神困境和如此堅韌的人格追求。讀過一遍。不久，再讀一遍。時隔三年，最近遷進新居，書都不在手邊，為了看第三遍，特意又從網上買了一本，發現這已經是2009年一月的第四版。捧讀再三，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傅山先生和他的文友們深深地打動。隔著歷史的長河，還是無比鮮明地看到他們悲絕而又困頓的羞恥心。在此之前，我還從沒有被一個人的羞恥心如此強烈地打動過。

十七世紀中葉，中國極富戲劇性地經歷了明清之間的改朝換代。史學家們把那叫作明清鼎革。就在這個歷史現實鼎革的當口上，中國的讀書人，中國的知識菁英們卻也同時在宣紙上完成了一次審美鼎革，完成了從帖學傳統向碑學傳統的深刻轉向。白謙慎先生在這本書的導言中說：「在十七世紀，隨著一些書法家取法古拙質樸的古代無名氏金石銘文，書法品味發生了重要變化。新的藝術品味在十八世紀發展成碑學傳統，帖學的一統天下不復存在。在過去三百年中，碑學對中國書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對中國書法史的重要性，相當於印象派繪畫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地位。」按說，紙面上的筆走龍蛇，純屬書法家的個人風格和愛好選擇，可是，當這種個人的選擇演變成為對於什麼叫美的重新定位時，當這種重新定位最終改變了幾百年的審美觀，最終成為人們談論美、成為人們講究品味的標準時，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所謂明朝、清朝的朝代之爭，所謂改朝換代的山崩地裂，都因為時間而變得無足輕重，可人們對美的選擇和品味卻顯得深沉而又悠長。難能可貴的是，白謙慎先生自己就是書法家，當他精細入微、絲絲入扣地為我們講述精妙絕倫的筆墨之美的同時，卻也為我們更清楚地講述了，這美是如何在歷史的困境中步步為營地煎熬出來的；卻也讓我們感慨萬千地看到了，從精神傷口中流淌出來的鮮血，從凡俗生活中萌發出來的渴望，是怎樣一點一滴地滋養了美的讚嘆和堅持。

掛在煤山槐樹上
的那具皇帝屍體

1644年3月19日，在經過多年的征戰、較量之後，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農民軍終於攻陷北京。生死存亡之際，火光沖天、禁軍四散，只有貼身的太監惶惶不安跟隨在側。在位十七年，所謂天時、命運、機會、人事一切皆錯的崇禎皇帝，終於作出了一個正確的抉擇——在煤山自縊而亡以身殉國。隨即，清軍以討伐李自成亂黨為名進軍關內，以疾風暴雨之勢占領北京，摧垮南明，橫掃宇內，變更國號。轉瞬之間山河變色、換了人間。可是，改朝換代之際，掛在煤山槐樹上的那具皇帝的屍體，對遺民們，尤其對那些以前朝遺民自居的讀書人，無疑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劇痛和煎熬──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是儒家倫理的最高道德，大變之際不能忠君殉國，活下來就是苟活，活著就是屈辱，何況逼在眼前的是君王以身殉國。殘酷的現實再一次證明，道德不是寫在紙上、掛在嘴邊的巧言，道德從來都是義無反顧的行為。掛在煤山槐樹上的那具屍體對所有的遺民都是一個椎心刺骨的質問，那是只要一息尚存就無法躲避的羞恥。傅山和他同時代的許多讀書人終其一生，都不能從這樣的羞恥感中自拔。

1645年六月，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右侍郎袁繼咸被清軍俘虜，袁是傅山在三立書院時的老師。崇禎年間袁繼咸曾經被人誣陷下獄，傅山變賣家產率領山西學子赴京請願，使得蒙冤入獄的袁繼咸無罪獲釋，此事曾經轟動一時。被俘後的袁繼咸堅決不降，拒不仕清，領刑被殺之前曾經託人帶信給傅山，生離死別之際袁繼咸念茲在茲的就是生死難忘的羞恥心：「晉士門下知我甚深，不遠蓋棺，斷不敢負門下之知，使異日羞稱袁繼咸為友生也。」

1655年七月為「朱衣道人案」入獄一年的傅山獲釋出獄，出獄後的傅山在詩作中反覆慨嘆自己的羞愧：「病還山寺可，生出獄門羞。」「有頭朝老母，無面對神州。」「死之有遺恨，不死亦羞澀。」

正是意識到了這種內心深處的情感拒絕和精神反抗，出於安撫攏絡漢人知識菁英的目的，才有了康熙皇帝著名的博學鴻儒特科考試。各地舉薦了一百八十多位「博學鴻儒」，幾乎把大江南北的漢人菁英一網打盡。顧炎武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舉薦後，再三致信相關官員，斷然以死相拒，才得以倖免。傅山無法拒絕地方官員的肯求，只好坐了他們提供的驢車去往北京，但是卻停留在城外的一所荒寺中稱病不起，拒絕入城。事後返鄉之際，傅山對前來送行的人釋然道：「此去脫然無累矣！」慶幸之情溢於言表。傅山所慶幸的不是別的，而是從此往後，自己的羞恥心不必再被別人公然踐踏。和傅山同樣被迫參加考試的王弘撰在得知自己落選放歸後，欣喜萬分：「余今歸去，甯敢言高，庶幾得免『無恥』二字焉。」

但是，傅山的內心要複雜得多，孤獨和悲涼是遺民們無藥可醫的心病。因為在自己拒絕的同時，他也親眼看到了趨之若鶩的芸芸眾生。出於人情和常識，他知道自己無法阻攔別人，也沒有權力和能力阻攔別人的趨之若鶩。

傅山曾經為一位山西文友的父親寫傳，在盛讚了老先生的高風亮節之後，他無比痛心的感慨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來，孝義張西元輔舉義死城頭外，出處之際，為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

這是在說崇禎10年，山西有十九人金榜題名中了進士，可改朝換代之際，十九位進士裡「為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可見，「養廉恥者」所要面對的趨之若鶩的芸芸眾生多如恆河沙數。

確立新的審美尺度
讓羞恥心超越歷史

拒不仕清，是遺民們的政治和道德抉擇。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連拒絕者自己也看清了這種拒絕對時局、對統治者都已經變得無足輕重，於是他們從拒絕出仕，轉而為追求承擔文化正統的代言人。在書法上的回到源頭，讓審美的品味追溯古人，師法前朝，就成為他們深邃的精神寄託。傅山的摯友顧炎武對亡國和亡天下的辨析，也正是這樣一種深刻的精神寄託，所謂「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個不可以亡的「天下」，正是安放遺民羞恥心的天堂。

背負著這樣的羞恥，他們走上了自己崎嶇荒蕪的碑學之路。在荒山野嶺、斷壁殘垣之間孜孜尋訪，在斑駁陸離的碑刻銘文中反覆印證，在宣紙上千遍萬遍地臨摹書寫，於是，在不可磨滅的亡國之恥，和不可剝奪的文化正統尊嚴的撕扯之下，在為千百年前所有無名氏命名的豪邁壯舉中，他們確立了自信，也確立了新的審美尺度。

而最終，這種確立讓羞恥心超越了歷史，也超越了儒家的忠孝之道，成為一種良知的身分標記，成為一種不可剝奪的君子之志。

當年，傅山先生擲地有聲的新書法宣言，「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如今早已變成了人人皆知的口頭禪，可很少有人知道，這簡潔有力直逼人心的四寧四毋，是從什麼樣的精神困境中一點一滴的煎熬出來的。

我之所以被傅山先生的羞恥心再三打動，之所以在《傅山的世界》裡流連忘返，實在是覺得傅山和他的文友們就像一面歷史的鏡子，從這面鏡子裡我看到我們這個權力和金錢雙重專制的現實世界裡，精神侏儒症早已是普遍的流行病。香港詩人黃燦然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話：中國大陸的知識菁英們太善於在嚴酷的環境下讓自己舒適起來。誠哉斯言！搖著尾巴做人已經是今天的《聖經》。

一切都好像是命裡註定的。生遭明清鼎革之變的傅山先生，在飽嘗了亡國之恨、遺民之辱的歷史折磨後，又經歷了個人命運的一連串打擊：他二十六歲喪妻，自此孤身一人沒有再婚。傅山的兄長傅庚早逝，留下四歲的孤兒傅仁，傅山代兄撫孤視如親生骨肉，叔侄感情極深，可是傅仁卻在三十六歲英年早逝。最令人不堪的是，就在傅山去世的一年前，兒子傅眉五十七歲早逝，七十七歲風燭殘年的傅山又經歷了喪子之痛，肝腸寸斷的老人悲絕難忍，作〈哭子詩〉十六首，哭忠，哭孝，哭賦，哭詩，哭文，哭志，哭字，哭畫，哀哀不已。

1685年初自知不久於人世的傅山在臨終前寫下了〈辭世帖〉：

終年負贅懸疣，今乃決癰潰疽，真返自然。禮不我設，一切俗事謝絕不行，此吾家《莊》、《列》教也，不訃不吊。

這是傅山先生的絕筆。

一個曠世的天才，一個狂放不羈的書法家，一個獨具慧眼的淵博學者，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者，一個滿懷羞恥而又傲視天下的遺民，終於「真返自然」。一個終其一生在對筆墨之美的追求中顛沛流離的生命，終於可以回到永恆的安詳和清靜之中。

「禮不我設」、「不訃不吊」、「一切俗事謝絕不行」。

萬曆35年丁未（1607）閏6月19日，出生於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一個書香世家的傅山先生，客居人世七十八載，於康熙24年（1685）正月（或二月）按他的心願返歸自然，把詩文和墨蹟留在人間。

註：本文所引用的詩文、時間均引自《傅山的世界》。

【2011/06/28 聯合報】@ http://udn.com/

人間天國

【聯合報╱衷曉煒】

2011.05.10 02:08 am

中國曾經做了一項研究：在虐妻的丈夫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將近三分之二，其中還有5%是碩士和博士……

又有男人打老婆，而且還是大家公認的野獸抗議天王，「管教」了才新婚四個月的美女妻子。他坦承「輕輕地」打了妻子四個巴掌，又說自己又老又醜，女人一定是為了錢才會嫁給他。最後還久病成良醫似地有感而發：「結婚要小心」，不要因為愛情而「暈頭轉向」。 男人為什麼會打老婆呢？配偶不是應該彼此相知相惜，守候一生的嗎？是何種「深層結構」把拳打腳踢帶進了王子公主的神話？ 有著布爾喬亞優越感的城市人可能會說：這跟教養有關。很不幸的，有研究顯示：教育程度愈高的，愈會打老婆。中國曾經做了一項研究：在虐妻的丈夫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將近三分之二，其中還有5%是碩士和博士。 所以打老婆的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得從與生俱來的人性裡頭來找。男女先天上的體質差異，讓「男主外女主內」成了幾千年來人類主流社會的潛意識，從而炮製了男人的占有慾、支配慾，和優越感。特別是前工業時代，當戰爭暴力的投射主要仰仗肌肉能而進行時，男性通常是比較優異的戰士，他們也對女性的支配有著更大的權力。 可是火藥與機器的出現根本地改變了這個情形──一個瘦小的女性可以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可以是思維清晰的戰略天才，而有效地擔任那個「按下飛彈發射鈕」的重要角色。 所以男人的「恐懼」愈來愈大──一種即將被取代、被超越的不安全感。男人愈來愈覺得，自己的優異地位受到挑戰，雄性的天賦使命受到質疑。他們直接的反應是：隔離──互動越少，了解越少，越能保障當權者男性的既有權力。除了某些行業對女性敬而遠之的禁忌，在美國人類學大師何睿思的《我類》裡，列舉了許多初民社會田野調查的案例，讀起來簡直匪夷所思。比如說新幾內亞高地的村落社群，其中心制度「納瑪」，這是一個屬於男性的啟蒙崇拜，訓練男人成為凶猛的戰士，同時教導他們如何駕馭女人。女性永遠不得進入男性會所，因為這個聖地收藏了吹出怪聲，專門用來嚇唬女人與小孩的笛子。新入會的人不時會把鼻子弄出血來，或者自我催吐，以「去除女人的汙染」。他們還被教導：在結婚之後，馬上得在新娘屁股上射一箭，以顯示「對她的頑強力量」。 而當這種不安全感達到臨界點，「打老婆」就成了最快的發洩途徑。 我試著從網路上用「打老婆」的關鍵字搜尋，出乎意料的，歷史上有關打老婆的故事很少，大概是因為以前的社會覺得，打老婆不犯法，這種家常便飯根本不值得一記吧！ 倒是找到一個另類的打老婆皇帝──十九世紀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這個企圖在人間建構基督教天國的帝王算是不太好色的，聽說只有八十八個老婆。內寵一多，難免是非齟齬，需要管教，於是這個男人列出了毆妻十大要項。在他的五百首〈天父詩〉裡，就有幾首記載了何時可打老婆： 第十七首：「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淨，五該打。」還有第十八首：「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 不過天王的魅力實在太差，以上十大原則顯然沒用，天后天姬們還是對他愛理不理。所以這個「上帝的次子，耶穌的弟弟」，只好搬出老爸與老哥，叫大小老婆對老公好一點──透過革命同志「東王」楊秀清和「西王」蕭朝貴，用類似起乩的方式下旨： 〈天父詩〉第一百十二首：「天父上主皇上帝曰：眾小媳，他說爾這樣就這樣，說爾那樣爾就那樣，不使得性，不逆得他，逆他就是逆我天父，逆天兄也。」 不理老公就是違反上帝旨意哩！可是還是沒用，所以只好請耶穌撂狠話了！「天兄聖旨（1851年正月21日）：天兄恐各娘娘有怠慢天王之處……自今而後，各小嬸有半點嫌朕胞弟怠慢朕胞弟者，『雲中雪飛』（就是砍頭）」！（以上太平天國史事引自陶短房《這個天國不太平》） 打老婆的故事少有，怕老婆的故事網路上倒是很多。大哲學家胡適甚至還有「怕老婆=民主」的妙論：「一個國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則容易民主；反之則否。德國文學極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國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將來必能民主。」 其實不管打老婆還是怕老婆，過猶不及，好像都不是健康的態度。這一點古羅馬人倒是有一妙招。 到過羅馬的人大概都去過萬神殿，這座偉大的建築充分彰顯了古羅馬共和國與帝國中期以前，萬國來朝與萬神並祠的盛況。羅馬人的神明無處不在，大事小事都有神祇專門負責──甚至包括掌管夫妻吵架的神明在內。 在日本作家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裡，是這樣描述古羅馬人如何解決夫妻勃谿的：「比莉普拉卡女神專門守護吵架的夫妻。古羅馬城的夫妻如果吵架，就會相偕前往供奉這尊女神的神廟，在那裡，除了神像之外沒有半個人──沒有任何祭司與神職人員。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果要向女神告解，一次只能一人。因此，當一方在訴苦的時候，另一方也就不得不傾聽。有的時候，聽完了另一半的說法，自己也會覺得未嘗無理，而輪流告解之後，激動的情緒也平復下來，夫妻的爭吵也就自然而然消弭於無形了。」 傾聽並尊重另一半表達的權利，這就是現代愛情裡的人間天國吧。 【2011/05/10 聯合報】@ http://udn.com/

求福氣？扁卸任前入故宮 密覽龍藏經

【聯合報 2010/10/12 記者李順德、鄭宏斌台北報導】

民間盛傳，看過龍藏經（康熙大藏經）的人可享福分。二○○八年二月九日，前總統陳水扁就曾輕車簡從，低調到故宮進行一趟庫房之旅，在卸任前，親眼目睹了康熙大藏經。
當時總統大選鏖戰進入短兵交接階段，候選人馬英九氣勢遠超過謝長廷，陳水扁本身也深陷國務機要費負面傳聞中；名嘴陳文茜今年八月與故宮副院長馮明珠對談時，曾推測「阿扁是想對龍藏經求點福氣」才進入庫房，「因為他快下台了」。

關於陳水扁入故宮讀經求福一事，陳水扁辦主任陳松山昨晚表示，他完全不了解，無法回應。但陳水扁的友人否認「求福氣」這種說法，認為是過度引申。
故宮高層表示，陳文茜確曾申請進入庫房看過龍藏經，並簽下大名，當時陳文茜簽名的上方，已有阿扁及北京故宮博物院長鄭欣淼兩人的簽名。

經本報向馮明珠查證，陳水扁是在當天下午三時五十分，在前侍衛長陳哲雄及總統府前秘書長葉菊蘭陪同下，進入故宮文獻庫房，看康熙八年製作的龍藏經；當時進入故宮庫房規定嚴格，是由前院長林曼麗交辦此事。
據當天在故宮庫房的人士表示，陳水扁到庫房後，話說得不多，神色有些嚴肅，看了大藏經一百零八函的其中一函（一函約三百至八百頁，約兩個大男人才扛得動）；此函為上經版，上有護法神的繪畫及藏文，陳水扁看完後不發一語，低調離去。
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則強調，阿扁到故宮是否是為了求福氣，她當時不在場，無從評論，但故宮內部，確實有此一說。
林曼麗受訪指出，她相信阿扁沒有求運氣的概念，到庫房看大藏經，應與求福分無關，「且大藏經也沒有那麼神秘」；至於當時是她邀請或陳水扁主動求看大藏經，她已沒印象。
她說，陳水扁那次進故宮庫房，並不是第一次，蒙古相撲好手朝青龍來台時，陳水扁就曾陪同朝青龍及蒙古官員進入庫房，看成吉思汗等歷代皇帝畫像；進出庫房的人，都遵守故宮的嚴格規定。

聯合報  2010-10-13 00:00:00  



想看康熙龍藏經 明年農曆年前故宮一樓見
【聯合報 2010/10/12 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外傳看到康熙大藏經（龍藏經）能帶來七世平安、好運與福氣，故宮副院長馮明珠說，對於佛教信眾來說，能見到集佛教經典大全的龍藏經，當然會有福報，但信仰其他宗教者不見得這麼認為。
想看康熙龍藏經？不必到故宮庫房，明年農曆年前在故宮正館展廳就見得到。全世界研究者引領企盼的康熙藏文龍藏經出版成果，也將在民國一百年面世！
藏傳佛教在元代傳入中土，許多皇帝開始信奉藏傳佛教，宮廷開始出版「猶如佛經百科全書、佛經大全」的大藏經。馮明珠說，明代既有漢文大藏經，也有藏文「甘珠爾」（即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為藏文音譯）。清康熙皇帝在篤信藏傳佛教的祖母孝莊太皇太后鼓勵下，在康熙八年，命人以泥金手寫大藏經，並賜名「龍藏經」。
龍藏經究竟是根據藏文「甘珠爾」抄寫，或兼採漢文大藏經？一直是學術界的謎。多年來，外界不斷有要求故宮「出版龍藏經」，但因為它體積「比一般的辦公桌還要大」，過去一直覺得有困難，直到兩年前故宮終於對外宣布出版計畫，可望在民國一百年面世，每套售價新台幣一百八十八萬元。馮明珠說，全世界都等著它出版，而故宮希望藉此「所有福報能迴向中華民國！」
康熙龍藏經以泥金手抄完成，共分一百零八函、總計十萬頁經文，當年動用黃金五千兩書寫。每一函經文重達五十公斤，得兩名壯丁才抬得動。龍藏經除匯集一千餘種佛教經典，另有七百多尊、共五百餘種藏傳佛教神祇造像，每尊造像飾以珍珠、瑪瑙、珊瑚等各式珠寶，既融合漢藏藝術風格的精華，也吸收了西洋繪畫技巧。

聯合報  2010-10-12 06:50:18

多寶格、藏機關 看乾隆的玩具箱

【聯合報╱記者周美惠／台北報導】

2010.01.29 03:41 am

故宮典藏的「碧玉雕花多寶格」，裡面各式珍寶，如同皇帝的玩具箱。 圖／公視提供

清乾隆皇喜愛利用餘暇欣賞宮廷收藏，並命令能工巧匠照樣仿製出袖珍品，放在身旁的小型寶盒─多寶格，以方便他隨時把玩。

由公視與ARTE法德藝術電視台合作，歷經兩年的策畫、拍攝，一部呈現多寶格之美的紀錄片「皇帝的玩具箱」，最近入圍二○一○蒙特婁藝術影展，中午將在信義誠品店舉行首映會、今晚十時在公視首播。

台北故宮博物院典藏了數十件清代多寶格，不只內含諸多珍寶，多寶格的開合，有相當多機關，隱藏著參不透的謎，小中現大，成為世界的縮影。多寶格也猶如紫禁城這座巨大寶庫的縮影，具有小型博物館的概念。

透過歐洲知名導演Alain Jaubert（喬亞倫）的國際觀點及人文風格，去年底，歐洲ARTE法德藝術電視台黃金檔時段播出，成功推廣故宮的國際形象。

「皇帝的玩具箱」將介紹故宮幾個著名的多寶格，將以國、台、法、英、德、日語等不同版本呈現，英文版由馬修連恩擔任主述，片尾引用的「赤壁賦」特邀詩人余光中錄製中、英文版口白。供國內外觀眾藉此，欣賞中國古人的高超工藝與哲思。

【2010/01/29 聯合報】@ http://udn.com/

清代的娼妓與政府的禁娼

清代的娼妓與政府的禁娼 (上)
歷史月刊 2009/11/27

【文／潘洪鋼】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娼妓最為繁盛的時代，也是禁娼法律規定最為嚴厲的一個時代。從法律和政策層面上看，與禁賭政策不同的是，清代的禁賭政策一以貫之，雖然從來就沒有被嚴格地執行，但制度上嚴禁的態度是不變的，而禁娼政策卻經歷了一個由馳到禁，再由禁到馳的流變。

娼妓亦有等級之分

清代是歷史上娼妓最為繁盛的時代，除了普通意義上的妓院青樓外，清代也有一些有特點的娼妓：
官妓：官妓與禮樂制度有關。清初從京城到各地均曾有官妓存在，《揚州畫舫錄》卷9：「國初官妓，謂之樂戶」，「郡中城內，重城妓館，每夕燃燈數萬，粉黛綺羅甲天下」。到康熙時，基本廢除。
船妓：船妓既有以船為家，並以船為其營業場所的，也有坊院娼妓在船上娛樂客人，形成一種地方特色的娼妓種類的。清代此類船妓極盛，沿海地區如廣東、福建等地皆有之，內地如南京、揚州等地，也極負盛名，為清代妓女之一大宗。如趙翼《簷曝雜記》卷4所載：「廣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為生計，猝難禁也。」
家妓：多半是藝妓之屬，是大戶人家養來用於娛樂的，如招待客人時唱戲陪酒，節慶時，自家人唱戲娛樂等。如「康熙初，如皋冒辟疆襄，家有園亭聲伎之盛。歌者楊枝，態極妍媚，名士題贈盈軸」（金埴《不下帶編》卷4）。名士李漁亦蓄家妓：「喬復生、王再來者，李笠翁所蓄家妓也」，李氏並將家妓視為「韻友」（徐珂：《清稗類鈔》第11冊《娼妓類》，以下所引資料出自本書者不再一一注明）。一些地方民間的「趕店」之俗，從性質上來看，應該是屬於私妓的一種，但又比較特殊，它不同於一般妓院、青樓，實際只是交通要道之地，以家中年輕婦女招待過往行人的一種作法。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10：「江蘇清河縣北四十里，有鎮名徐家溜，為海沐往來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婦女伴宿行人，名曰『趕店』，即北方茌平、腰站等處之惡習也。」
梨園色藝：梨園，為人們對戲班的一種通稱，但在清代，其與娼妓業也有一定關聯。清代戲曲頗盛，唱戲的女伶，也容易成為富豪權貴們追逐的對象，有一些本身也兼事淫業，成為娼妓中的一種。不過其間風流浪漫的內容，又多於一般青樓妓館。《簷曝雜記》卷4：「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為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乾隆帝南巡時也曾與梨園名角有過交往，傳為風流佳話。晚清時期，京師以「某班」相稱的妓館，不事戲劇，專營妓業，則不在此列。
近代商埠與租界的「洋娼」：近代通商開埠以後，一些商埠地方及租界中，也有許多外國來的娼妓，成為中國娼妓的一個種類，既適應了在華外國人的需要，也成為中國士大夫醉生夢死的一個新去處。洋娼以上海最盛，各口岸租界中所在多有，《庸閒齋筆記》卷10載：「乃自同治紀元後，外國妓女亦泛海而來，騷首弄姿，目挑心招，以分華娼纏頭之利。於是中外一家，遠近裙屐冶遊之士，均以夷場為選勝之地。」「夷夏猱雜，人眾猥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手之人，群聚州處。娼寮妓館，趍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為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於花天酒地矣。」《清稗類鈔》載，晚清時即京城之地，也出現了「洋娼」：「自光緒辛丑和議以後，京師禁令大開，東單牌樓二條胡同第一樓者，初為日本娼寮所在，……繼而改為西娼，門前遂漸冷落。」
與之相對應，各口岸還出現了專門接待洋人的妓女，稱之為「鹹水妹」：「意即粵東蜑婦，至滬牟利，為洋人所娛者也。間有兼接本國人者。西人呼之為鹹飛司妹，華人效之，簡稱之曰鹹水妹，亦以其初棲宿海中，以船為家也。又有稱之鹹酸梅者，則謂其別有風味，能領略於酸鹹之外也。久之，滬上黠嫗輒購貧家女，使效其妝束以媚遠客，猝莫能辨也。」鹹水妹以上海、廣州、漢口等口岸最盛，京師亦有見於記載者。而中國妓女出國至安南、日本等地者亦時見於記載。
康熙以降，雖然政府對娼妓例有嚴禁，但人們對各類娼妓的風行，恬不為怪，狎妓宿娼亦為人們所習見。乾隆末，一次京城正陽門外失火，「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綠者數十人」，某王公率人救火，見此景頗感奇怪，「詫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爭笑之」。（昭槤《嘯亭續錄》卷2）。人們對於不瞭解社會實際情況的王爺感到好笑，亦可見京畿之地青樓之普及。
嘉、道以降，「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即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別有南幫、北幫之稱，則地理上之關係也」。在各地方，自康熙以降，「時際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丘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錢泳《履園叢話》卷7）嘉慶間，「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為河、漕、鹽三處官商薈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蘇幫、揚幫」。（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卷下）而「潮州船妓頗盛，客是土者，大率罄所得不足償遊貲」。官員、文人士大夫與名妓們詩酒互答，品評妓女中的「狀元」、「榜眼」、「探花」之類風流佳話，各通都大邑，所在多有，並未因政府的禁令而稍有忌諱。法律上雖然嚴厲禁娼，但官場交際中狎妓飲酒為普遍情況。私人開辦娼寮罪至死刑，但民間以此為業者比比皆是，窮困的小京官也有以此為業的。甚至在邊遠的西藏、蒙古等地也有所謂「名妓」，「鄂雲浦中丞（即鄂順安，道咸間曾任駐藏大臣幫辦）駐藏時，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喚不清即以『倉場侍郎』呼之，蓋其字音相近也。可為絕倒」。（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3）「瞞精，蒙古妓也，……光緒某歲，陳南村出塞時，嘗見之。」
有清一代，娼妓可謂無所不在。近代以後，尤其是所謂「同治中興」後，華洋娼妓雲集，更是「繁榮娼盛」。所不同的是，近代以來，它的文化成分下降，舊時各擅一技之長，與文人騷客詩酒往還的情景已不復舊觀，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情況下，肉慾的內容大大增加了。「無錫女閭，元、明時在綺勝街。……至國朝而物換星移，皆徙附郭之地。自光緒中葉以後，則皆於北門城下，列屋而居，蓋以其間有繭市、米市，商賈雲集，便於招徠也。」在京師，「丁酉、戊戌間，南城娼寮頗卑劣，……僕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強邀一宿，群妓亦欣然就之。」

禁娼法令時禁時馳

清代禁娼法令，始於順治時期。順治八年、十六年，兩次裁革京城教坊「女樂」。康熙十二年，重申禁令。此後，官妓成為非法。《揚州畫舫錄》卷9：「至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各地（如山西）的「樂戶」人等除籍為民。康熙中到乾隆時期，清廷逐漸建立健全了一套禁娼法律。禁娼及禁狎妓行為首先從官員做起，《大清律例》卷33：「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挾妓飲酒亦坐此律）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應襲蔭）宿娼者，罪亦如之。」《清朝通典》卷81：「生監兵役人等窩頓土娼，照窩賭治罪。如係偶然存留，為日無多，枷號三月，杖一百。若日月經久，杖徒，再犯杖流。其得受娼家財物者，仍照枉法計贓從重論。」對於旗下官兵及子弟宿娼及賣良為娼亦有嚴厲處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117：「八旗有賣良為娼或將家下婦女故縱為娼者，娼婦入官，其主係官，革職枷一月，鞭一百，不准折贖。常人枷三月，鞭一百。至家人將伊自置僕婦故縱為娼，亦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者，係官降一級留任，仍罰俸一年。常人鞭一百。知情者係官革職枷一月，鞭一百。常人枷三月，鞭一百。族長係官罰俸一年，常人鞭一百。領催鞭一百，驍騎校罰俸一年，佐領罰俸六月，參領罰俸三月，都統、副都統罰俸一月。」監生、生員等知識階層，如有狎妓、賭博等行為，《大清律例》卷33 規定：「問發為民，各治以應得之罪，得贓者，計贓從重論。」
概而言之，清代禁娼的法律，是分別官民兵丁和旗民，分別初犯與再犯等情況，分別治以從枷號三月，杖一百到革職、杖流等罪。並且規定，旗下官員兵丁，宿娼及賣良為娼者從重治罪，鞭一百，不准折贖。清代旗、民不同刑，旗人有罪一般都可從輕折贖，但這裡不准折贖，說明對宿娼從嚴治罪的情況。對於開辦娼妓業者更是從重處理，康熙十九年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嘉慶十六年（1811年）又增加「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鄰保杖八十，房屋入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1輯），對娼妓活動的處理更加嚴厲。故清人評價說：「我朝定制，凡狹妓宿娼者，謂之行止有虧，官吏革職，其嚴如此。」（劉聲木《萇楚齋三筆》卷8）
從理論上講，清代對娼妓的此種禁令，到了「斬決」這一程度，嘉慶時更嚴厲地進行誅連，也是歷史上最嚴厲的禁娼令之一。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62期】

 

清代的娼妓與政府的禁娼 (下)
歷史月刊 2009/11/27

【文／潘洪鋼】

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產生了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是官妓明裡暗裡繼續存在，如乾、嘉時期著名文人金士松（後官至禮部尚書），年輕為諸生時，曾與潮州船妓春姑有舊，為官後曾任廣東學政，「向例，當道往來，蜑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未脫籍」。他復踐前言，贈五百金而贖之。可見，官妓革除後數十年間，官場舊例仍未完全改變。以民間船妓應官場交往之役，成為官妓的另一種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動了私妓進一步氾濫。《揚州畫舫錄》卷9：「官妓既革，土娼潛出，如私窠子、半開門之屬，有司禁之。」
當然，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也不難找到禁娼法令實施的例子。康熙三十八年，奉旨前往湖南審案的京官剛五達為地方官員彈劾，遭到查辦，原因之一就是他途經武昌時「接娼妓歇宿，以致百姓鳴鑼喧嘩」，移住漢口時又與屬下「每日每人接妓女一名，歌唱作樂」的不端行為。（清‧郭琇《華野疏稿》卷2）康熙時著名的「清官」于成龍，就曾頒布過〈驅逐流娼檄〉，對所屬各衙門官員及吏胥的狎妓宿娼行為進行懲治，並將境內娼妓驅逐出境。（于成龍《于清端政書》卷5）雍正《廣西通志》卷80：縣令蔣芾因「革陋弊，嚴燒鍋、賭博、娼妓、伶人等禁」，受到巡撫的賞識，「下其事於所屬以為法」。直到晚清時期，仍能見到由於宿娼而受到懲處的例子，如同治間有個叫張其翰的京中惡少，「山西人，家富於貲，少無賴，善鬥，入貲為坊官……。旋以宿妓拒捕，革職論戍，遇赦釋回」，不久，又因為宿娼拒捕受到官府追捕，不得已逃往勝保的軍隊大營中。（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從法律層面來說，禁娼令一直沒有廢止，從京師到各地，也不乏執行禁娼法令的事例。
有時候，禁令也會成為官場鬥爭的利器。劉體智《異辭錄》卷2載：光緒時宗室、禮部右侍郎寶廷，光緒八年（1882年）主持福建科舉考試，歸途中娶妓為妾，「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縣令詰其偽，欲留質之，侍郎大懼。以平時風骨，頗結怨於人，恐疆吏發其覆，遂於道中上疏請罪，部議褫職，報可」。顯然，狎妓這類事，大家都可以做，甚至是公開的做，但是法律上卻是不允許的，因此這種行為也可能造成「道路指目」，乃至成為政敵攻擊的把柄。一個出京主持科舉考試的侍郎，甚至也會因此懼怕一個縣令。寶廷自己就曾以此類題目彈劾別人，現在只好自請去官了。
而《清稗類鈔》所載，嘉慶間，山東某地的一個縣令也曾因狎妓而罷官，但卻是另一種情況：「山左有知縣蔣因培者，字伯生，江蘇舉人，善詩律，少負文名。仕齊魯，日為平康遊。夏插花擁髻，放舟大明湖，遇上官，亦不引避，惟軀唱諾而已。後為錢中丞臻劾罷，遣戍。吳中士大夫尚惜其才，為之延譽，未期年，復其職。」顯然，蔣氏被罷官，實不為狎妓而是因為對上官尊重不夠，以狎妓劾罷，只是一個由頭而已。

禁娼敗馳之因

但總體上看，康、雍時期，禁娼法令漸趨嚴密，乾隆時形成完整的制度。實際社會生活中，至乾隆時期，在一片歌舞昇平之中，禁娼令已經徒法不行，成為一紙「具文」，造成了事實上的馳禁。至嘉慶時進一步重申並加重了處罰力度，再度嚴禁，但積重難返，禁娼法仍未得到認真貫徹實施。
而禁娼法令的敗馳，當然也要從文化和制度上找原因：
清政府禁娼的出發點，很大程度上就是表明自己是正統觀念的維護者。至於執行層面上的事情，政策的制訂者往往鮮有慮及。典型的如乾隆帝，頒布禁令時將賭博和娼妓視為社會風俗的四大惡習之一，痛加譴責。《清高宗實錄》卷14：「朕聞奸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他認為社會上最大的醜惡現象有四：盜賊、賭博、打架、娼妓，「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娼妓作為傳統時期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綿延數千年，歷來文人騷客多有狎邪之遊，亦多有風流佳話，在觀念上不以為非，認為至多不過是生活小節問題，「夫夜合之欲，情不自禁，乃過之小者」。（昭槤《嘯亭雜錄》卷9）
總體上言，士大夫階層從來也不認為聲色之好是品德不端的表現，通常還認為將縱情於聲色與人品牽連是一種迂腐的表現。「江淮名妓」現象便產生於這種傳統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妓之所以成為名妓，主要是由於她們脫離了某些羈絆，能夠與文人們詩詞互答、琴棋同樂，通過文人們的口傳筆誦而成名。「所謂天下正人，理學名儒，然而不免於此，可知粉黛烏裙固無妨於名教也。」（昭槤《嘯亭雜錄》卷10）此種氛圍中，禁令沒有具體操作性，其流於形式也就在所必然了。
清政府的禁娼法令在與傳統觀念衝突的情況下，不僅難以完全執行，甚至遇到了公然抵制。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年任廣州知府的趙翼就曾對禁令進行抵制，《簷曝雜記》卷4：「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趙翼反對禁娼的這個理由，是當時人們的一個普遍認識，把保持市面繁榮與娼、賭、戲曲等聯繫起來，作為開貧民就業之道的方式。錢泳《履園叢話》卷1：「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為遊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止，不如聽之。」這種理念不論正確與否，都是一種公然違法的行為。
沈葆楨為兩江總督時曾厲行禁娼，但格於社會實際情況，不久就馳禁：「沈文肅公葆楨帥兩江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姬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為之悄然，遂馳其禁。」
另一個典型事例是：近代理學名臣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後進入江寧，以行動來支持秦淮河上娼妓業的恢復。「金陵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安塗廉訪守郡，亟飛牒縣厲禁。次日，謁曾文正公。公笑謂曰：『聞淮河燈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千艘梭織，笙歌徹宵，洵承平樂事也。』又次日，公先約幕府諸君，買棹遊覽，並命江寧、上元二邑令，設席款太守。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聞信來歸，遂大有豐昌氣象。公真知政體哉。」（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7）曾氏的用意，亦與趙翼等人相類，無非是地方繁榮，小民謀生，不宜禁止而已。
雍正時的著名封疆大吏李衛不禁娼妓則另有一番道理：「李敏達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1）而在官方文件及李衛給雍正帝的報告中，李衛卻是一個積極禁賭禁娼的幹將。這種官方檔與地方文人的私家記錄形成的巨大反差，從另一個角度，給禁令難以落實作了一個注解。事實上，當朝廷反覆重申禁令時，官員也許會應景的抓一下，一陣風過後，出於緝捕盜賊的需要，娼賭之所就成了李衛之流捕盜的眼線所在了。「一逢禁令，輒生死逃亡不知所之」（《揚州畫舫錄》卷9），禁令一過則又繁盛如初。
乾嘉以降，吏治敗壞已成積重難返之勢，賄賂公行使所有政令難以落實。胥役人等更是藉政府禁令橫生事端，乾隆初就有人看出政府法令在貫徹中的流弊：「賭博、流娼、私販、私銷，諸奉禁之事，惟衙役勾串瓜分包攬，護庇小民，乃公然違禁。官即清查，先令躲避，稽查愈嚴愈得藉端勒索，是上而阻撓功令之弊也。凡有差票到手，視為奇貨可居，登門肆橫，索酒飯講差錢，稍不遂意，百般恐嚇，鄉民畏事莫敢聲言，是下而剝削小民之弊也。」（《清朝文獻通考》卷24）
查禁官員與吏胥，往往以得賄為目標，所謂禁令，成為一些官員非正常收入的一個管道。道光時任福建汀漳龍道員的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說：「郡城娼樓賭館，甲於通省，皆各衙門書差輿夫包庇，每月送娼賭費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數元，數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規。」地方查禁娼、賭，也不過是索賄常例，同一時期當縣令的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中說，「凡地方匿藏娼戶，隱埋賭家，無不暗索其陋規，即自帶家丁，亦隱分其餘利。」偶有地方官員查禁娼賭之人往往覺得，「彼皆得我規費，何懼懼哉。遂不以為意」。在這樣一種官場風氣之下，禁娼法令的敗馳，勢在必然。
中國傳統社會中政策、法令成為「具文」的現象十分普遍，表現出國家行政與社會生活實際的嚴重脫節，清代的禁娼令亦是如此。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徵花捐，將娼妓變成一種合法收稅的行業。此後所要打擊的，只是未向當局註冊、偷漏國家稅款的所謂「私娼」了。至此，清代的禁娼法律，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 

【完整內容請見《歷史月刊》2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