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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6日 星期六

感時篇/當李白遇上張良

2011/04/14
【聯合報╱張作錦】

尋英雄文士,弔古今戰場,徐州兩小時可到

張良得力士刺秦始皇於博浪沙未中,逃匿下邳,在圯橋為黃石公穿鞋子,並經三次考驗,黃石公授《太公兵法》,張良以此輔佐劉邦破秦,敗項羽,建立大漢帝國。這個故事想來八九不離十。連《史記‧留侯世家》都記載了。它是歷史、文學加武俠的連體混血,多變多彩,教人著迷。
一千多年前的李白,大概就受不了迷誘,跑到橋上參拜,寫了一首〈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有句云:

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水流,曾無黃石公。
嘆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徐是指徐州,泗是今安徽泗縣,當年均是徐地。
李白是怎麼去圯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2001年去尋訪可費了一番折騰。台北坐飛機去香港,香港轉機去上海,上海坐火車去徐州,徐州坐汽車到下邳,要兩三 天。現在徐州和台北直航了,飛行時間只要兩小時二十分鐘。台灣遊客花半天工夫,就可到圯橋站在「漢留侯進履處」那座紀念碑前。
可看之處當然不僅圯橋。徐州古稱彭城,是華夏九州之一,有2,500年建城史,出了九位開國皇帝。大家最耳熟能詳的當然是楚漢之爭,大徐州區盡是楚漢史 蹟。豐縣有劉邦故里,沛縣有項羽故里。鴻門宴項羽放過劉邦,把范增氣死,他的墓就在徐州市內。韓信在徐州西北郊九里山設十面埋伏,項羽敗走至今安徽和縣烏 江鎮,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自刎死。毛澤東認項羽對敵人心智不夠堅定,1949年四月陳兵南京之際,曾賦詩言志:「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威靈頓敗拿破崙於滑鐵盧。但今之觀光客蜂擁到滑鐵盧,均是憑弔拿破崙者,紀念品上盡為拿翁肖像,似無人還記得威靈頓。不以成敗論英雄,中外皆然。後世感懷項羽的詩長篇累牘,我頗欣賞下面這首,因其言簡意賅: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作者不是「金戈鐵馬」的辛稼軒,也不是「大江東去」的蘇東坡,而是「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李清照。
提到蘇東坡,這位大文豪於1077年貶任徐州知州,四月到任,七月黃河決堤,「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東坡親率民眾築堤「七百九十丈」,終於守住了城。 父老建「黃樓」為抗洪成功的永久紀念。東坡常遊城廂的雲龍山,一篇〈放鶴亭記〉使山上一座本不起眼的養鶴茅亭,一時聞名遐邇。他在徐州一年十個月,與民同 苦樂,並留下很多詩句。直到現在,徐州人還把他看作「榮譽市民」。
當然,徐州最為人知的是它「兵家必爭之地」的稱號。楚漢相爭固無論矣,抗日戰爭的台兒莊大捷在這兒,國共內戰的徐蚌會戰也在這兒。它的這一「盛名」,是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爾今爾後,唯願人們可來此弔古今戰場,但它永不再成為戰場。

2011年4月1日 星期五

感時篇/於古為義,於今為笑

【聯合報╱張作錦】 2011.03.31 03:03 am

台灣渴盼「十年結子知誰在」的「政治白居易」
明年總統大選,政黨黨內提名開始。鼙鼓初響,已聞攻訐、汙辱和妄言以損人之聲。未來的一年,必然每下愈況,穢言粗語,磨難選民。這不是過度悲觀,而是經驗積累。
民主選舉本是人類精神自由的展現,而中國人又常以有三千年或五千年悠久文化自詡。但是看看現今台灣的選舉,總覺得去文明遠甚。人性中工具性和自利性無節制的流洩,已淹沒了真理和常識。
選舉是一種競爭。下棋、賽馬、踢球也是競爭。競爭就必須有規則,講公平,守禮貌。我們都是現代人,不知古人是怎麼玩這些遊戲的,但是從書本上讀到過一些準則,譬如「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君子是對有品格之人的最高敬稱。這樣的人,能不擇手段的做事嗎?
戰爭當然是一種競爭,而且是最激烈的競爭。就連這種競爭,從前都有人願以君子的手段為之。《左傳》上有一則很傳神的故事:
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不滿鄭國對楚國示好,發兵攻打鄭國,楚國出兵援鄭,兩軍對峙於泓水(今河南柘城)。宋軍先到,已列好陣勢,楚軍才開始渡河。大司馬 子魚等人建議襄公,趁楚軍半渡而擊之,必獲全勝,襄公拒絕,認為那不夠光明磊落。等楚軍過了河,楚眾宋寡,宋軍大敗,襄公還受了傷。
回到朝廷,大家都怪襄公迂闊,襄公為自己辯護說:「君子不重傷(不殺傷兵),不擒二毛(不俘頭髮斑白的老兵)。古之為軍也,不以阻礙(不乘對方之危)。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敵人尚未列隊我不攻擊)。」
宋襄公的這一「戰爭哲學」,自然毀多於譽。戰爭就是要取勝,哪有畫地自限的道理?但《淮南子》評論這件事,說:「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今之 所以為辱也。」撇開宋襄公的判斷是耶非耶不說,至少證明古代戰爭時還有人講究公平競爭的禮義原則。即使降到現代,不殺降兵、不虐待俘虜不也載入國際公法了 嗎?
有人說,美國民主之所以能優於他國,因為美國人重體育,各種比賽都有嚴格的規矩,踢足球不能用手,打籃球不能用腳。規矩使人成方圓,政客就不敢任意胡來。揭對方之短,揚自己之長,都要拿出證據,否則選民會以選票懲罰你。
雷根1980年競選總統及四年後競選連任,年齡早超過七十歲,是美國歷史上最年長的總統。當時很多人認為「太老了」是他最要命的弱點,但他的對手都小心翼翼不敢對他的年齡做「人身攻擊」,反而雷根自我調侃,他告訴對手,「我不會倚老賣老欺侮你乳臭未乾」。
雷根任滿,他的副總統老布希接棒競選。布希的主要政見是不加稅,他的對手民主黨孟岱爾告訴選民,他如當選,一定加稅,布希不加稅不是真話。但假話有人相 信,結果布希當選。他上任不久,國家財政就撐不下去,只好加稅。在國人皆曰可殺聲中,只有孟岱爾投書《紐約時報》為布希辯解,謂不加稅於國政不利,並讚揚 布希此舉是「負責任」和「有勇氣」的做法。
嗚呼!孟岱爾,這才是政治家,不是政客。總統任期不過四年、八年,但君子的任期卻是一輩子。
台灣芸芸眾家政治人物,要有人出來做政治家,以垂範百載,為民主政治奠立基業。但是當選是現實的,聲名可能是「寂寞身後事」,誰願意捨近利而圖遠謀!
「紅顆珍珠誠可愛,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白居易任四川忠縣太守時,寫下這首詩。十年結子,遙不可期,但他怡然自得的、不求己利的種下了荔枝樹。
台灣渴盼「政治的白居易」。

【2011/03/31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1年3月4日 星期五

感時篇╱李登輝對釣魚台的「言論自由」

【聯合報╱張作錦】    2011.03.03 03:30 am

國會應重新檢討「卸任總統禮遇條例」
監察院「外交及僑政委員會」已決定立案調查「政府就釣魚台立場,是否以具體行動捍衛我國領土主權」。
委員會召集人葛永光說,前總統李登輝不斷公開表示「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根據國際慣例和規則,若未來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為釣魚台主權問題上了談判桌,屆時日方可能拿出我國前總統言論,反證日本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合法性。
葛永光認為,李登輝作此發言時,政府也要有高階層的人出來反駁,他認為這件事要由行政院長來做,「李登輝說一次,吳敦義就要反駁一次」。
我國政府的體制,根據原始《憲法》,有「內閣制」的精神,因為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通過,且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但李登輝任總統時,多次修 憲,取消行政院長須經立法院同意的法條,把行政院長變成了總統的幕僚長。儘管如此,行政院長還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日理萬機,怎麼可能整天跟在一個不識大 體的卸任元首後頭,專門反駁他的胡言亂語。釜底抽薪之道,是李登輝的自重自愛;心裡可以「愛日本」,嘴裡卻不能「賣台灣」。
或有人說,李登輝講什麼話,除非觸犯法律,應是他的言論自由。不錯,中華民國國民人人都享有合法的言論自由,但李登輝能不能與我們一般人「並駕齊驅」?先不說他卸任元首動見觀瞻的身分,而根據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的規定,李登輝享有五項禮遇:

一、邀請參加國家大典。
二、按月致送新台幣二十五萬元禮遇金,並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
三、提供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之費用,每年新台幣八百萬元,但第二年遞減為新台幣七百萬元,第三年遞減為新台幣六百萬元,第四年遞減為新台幣五百萬元,第五年以後不再遞減。
四、供應保健醫療。
五、供應安全護衛八人至十二人,必要時得加派之。

李登輝要想像我輩升斗小民一樣,享受全面的言論自由,就應該放棄所有的禮遇,與我們站在平等地位發言,這才合理。否則的話,一方面要我們百姓節衣縮食的奉養他,一方面他卻出賣全體國民的利益,他的良心安不安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的良心不安啊!
《憲法》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不受刑事訴究。李登輝的言論未必涉及外患罪,而且他又卸任了,但無論如何,納稅人沒有理由拿錢供養一個出賣國家利益的人。監察院、立法院都應檢討前項禮遇條例,作適當的修正,才能符合並彰顯國民對卸任元首崇功報德的真義。
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涉嫌與未成年少女性交易,法院已裁定他必須出庭受審,婦女團體譴責他侮辱女性,並「損毀國家形象」。貝氏只是糟蹋一個女子,尚且「損毀國家形象」,李登輝糟蹋的是台灣宜蘭縣的一塊領土,這算不算「損毀國家形象」呢?國人應不應該表示點態度呢?

【2011/03/02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1年1月29日 星期六

感時篇/「書院」與「漢學中心」

2010/05/13
【聯合報╱張作錦】

書院不必然設在台灣之外,更不必然與大陸競爭

馬英九總統競選時的文化白皮書中,規畫「有系統的與歐美國家社區合作設置『台灣書院』,開設哲學、文學、藝術等相關課程」,這項政見恐怕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馬總統春節時與表演藝術團體座談,再提此議。有報導說,「台灣書院」之設,是為了「抗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現在,總算有了具體消息。文建會主委盛治仁4月27日在立法院表示,近期將在美國休士頓和洛杉磯各成立一所「台灣書院」,除了漢語教學,也會介紹台灣文化。立委蔣乃辛說,大陸在全球普設「孔子學院」,並積極想成為漢學中心,台灣只有所謂「書院」的兩間教室,預算只有2,000萬元新台幣,怎能與大陸競爭?
「書院」是什麼呢?據歷史學者李弘祺、鄧洪波教授的研究,書院一詞從八世紀以來就已出現。現在可以找到最早使用「書院」這兩個字的是唐代人蘇師道,他的〈司空山記〉一文曾提到「光石山書院」,應當早過唐玄宗時代的「集賢書院」、「麗正書院」。起初,文人把自己讀書的書房叫「書院」,到了第九、十世紀,由家庭或家族興辦的私人學校也稱為書院。這期間,書院發揮了補充官學的功能,特別在宋代統一中國之後,家庭式的書院培養年輕子弟經由科舉進入仕途,對政治發揮了很大的影響。
在中國書院發展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首推朱熹。他十九歲時就以優異成績通過科舉考試,但他很快意識到教育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乃決心提倡一個不以科舉為做學問中心的運動──創辦書院。他認為教育應免於政府的干涉,而中舉做官也太功利、太庸俗,他要學者在書院中找到求學的理想。與他同時的陸九淵,也接受這個信念,認為學者必須擺脫流俗的學校教育,轉向書院去追求真正的學問。
書院運動產生了「宋明理學」,在中國教育史上、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國的書院也影響了日本和韓國,構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
綜上所述,書院是啟迪知識、涵養性靈的地方,不是僅授漢語技能的塾館。朱熹原意要書院擺脫政治的干擾,現在我們更不可把它作為一項政治工具。所以台灣書院沒必要和孔子學院抗衡,也抗衡不了。大陸已在88個國家設立288所孔子學院,我們的財力和人力能跟人家爭嗎?再說,弘揚漢學,華人有責,殊途同歸,功成不居,又有什麼必要爭呢?
另外,台灣書院未必只能設在國外,也可以設在台灣。我們的大學教育愈來毛病愈多,愈走路子愈窄,有識之士已一再提出評論和建言,但看來是積重難返。書院如設在國內,或可補「官學」之不足,讓離開大學校門的人,得有機會再從名師遊,繼續進德修業,使他們的學問更精、思想更深、視野更廣。這樣一批批青年學者的出現,以「漢學」代表的中華文化才有能力對人類整體文化有所增益。
「漢學」一詞很空泛,但可舉一實例以明之:1949年中央政府退守台灣,在驚魂甫定之後,當大陸批孔、文革之時,老蔣總統提倡「復興中華文化」,若是只喊口號,不會有什麼用,但他把錢穆從香港請回來,把林語堂從美國請回來,把張大千從巴西請回來,胡適也回來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漢學」在其中矣!中華文化在其中矣!

感時篇/讓「六四」出走的人回家

【聯合報╱張作錦】    2010.08.19 04:08 am

──大陸應從人道和人才兩方面認真考慮這件事

來自美國的消息,「股神」巴菲特計畫延攬李祿為接班人,掌管他1,000億美金(3.2兆台幣)的投資事業。
台灣讀者對李祿應不陌生,他是「六四」天安門學運領袖之一,出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位,棄政從商,設立投資公司,成為華爾街名人。
與李祿一同流亡美國的「廣場青年」,多在名校畢業,並各有自己的成就:柴玲創設電腦公司並自任總裁,沈彤是萬視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封從德設計網路資料庫,王丹從事文教事業。
這些年輕人,當年在北京的通緝令下,倉皇去國,到新大陸一無憑藉,二十年後有這樣的成就,一方面固由於他們的刻苦奮鬥,另方面也證明他們有優秀的資質。今天,中國大陸正經由經濟起飛邁向「大國崛起」,李祿這批人,都在四十歲出頭,正值人生巔峰時段。以他們的先端專長、創業精神,以及國際經驗和視野,如能回國投身建設,對大陸那是注入了怎樣的養分與動能?
至於同他們一起出走的師長輩,景況則因人而異。
曾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是天體物理學家,他抵美不久就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生活安定,又能繼續從事研究,不幸的是2007年有喪子之痛。
原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當年他的《首腦論》和《文革十年史》,是大陸劃時代的著作。到美國,生活不免落寞。他在回憶錄《生命樹的分岔》裡,曾詳述「流亡生活記事」:他隱瞞學歷和經歷,應徵機關工友而落選,曾為披薩店送外賣。
趙紫陽重要幕僚陳一諮,曾主持「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在美「流亡不忘建國」,辦了二十年《當代中國研究》月刊,向大陸提供政策建議。他現在身罹癌症,要求回國治病,尚無結果。
郭羅基原在北京大學任教,1979年寫了一篇文章〈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被調到南京大學。「六四」後教授資格被取消,不准上課,他終於出亡,現住波士頓,境況並不盡如人意。
1989年,北京四通公司是大陸少數大企業之一,總裁萬潤南廣為人知。「六四」時,官方認為「四通」拿錢策助學運,萬潤南上了通緝榜,現居美國,無復當年之「雄財」大略,英雄無用武之地矣!
以《人妖之間》一書著名的資深記者劉賓雁,等不到落葉歸根,2005年因癌症以八十歲客死新澤西州。
道地中國人高行健,卻以「法國人」身分得到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人既未回中國,得獎著作據說也不願在國內出版。
寫《河殤》的蘇曉康,嘆息「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隱居普林斯頓,創作似乎愈來愈少。
「六四」已過去二十年,政府也換了好幾屆,這一不幸事件,不能常擱在中國人心裡,應該做一了結,讓政府和人民「和解」。而容許出走的人回家,或不失為和解的第一步。大陸正崛起為一強大國家,且立意以追求改革開放與世界文明國家接軌,那就應該有信心、有能力做這樣的決定。
李祿這些人為什麼只能替美國人賺錢?方勵之為什麼只能教育美國孩子?高行健為什麼只能替法國人拿諾貝爾獎?早幾年的劉賓雁和現在的陳一諮,為什麼不能回故鄉治病療傷?大陸在人才和人道兩方面,都應認真考慮這件事。
【2010/08/19 聯合報】@ http://udn.com/

感時篇/蔣介石日記回台灣?

【聯合報╱張作錦】    2010.12.23 03:53 am
 
──由此想到外國人造成「敦煌學」的歷史往事


敦煌莫高窟的文物是中華文明的具體證明。但是這些文物的精華,卻在英國、法國等外人的博物館裡。
莫高窟第十七窟的「藏經洞」於1900年發現後,官方雖然得到報告,但不聞不問,而西方人卻聞風而至。以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為首的各國人等,以巧取豪奪的方式,幾乎把藏經洞的精華文物搬運一空。這些文物在西方國家級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展出,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研究,「敦煌學」於焉誕生。
國人有譴責彼等為強盜者,他們回應,如果不是他們,會有「敦煌學」這個名詞嗎?2000年盛夏,全球各地學者專家五百人齊聚敦煌,隆重舉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一百周年紀念大會」。
歷史自身並不重演,是愚人重演了歷史。「蔣介石日記」的事,也許能驗證這句話。蔣經國故去,台灣大力「去中」、「去蔣」,卸下「大中至正」牌匾,慈湖撤哨,拆除兩蔣銅像,一時風聲鶴唳。如果「蔣介石日記」不適時「流放異國」,今天下場如何?殊未可知。
一手經辦此事的蔣方智怡,並不是隨便找一個「外國機構」存放先人的日記。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有一流的技術,有一流的管理,也有一流的學術地位。
因為有一流的技術,才能把部分發霉的、快要風化的、黏在一起揭不開的日記,花了一百多萬美元,一一修復,並製成複本。
因為有一流的管理,才能在一定的溼度和溫度的環境裡,循合理的制度,開放供各方學者閱覽。
因為有一流的學術地位,才能被中西方學術界接納,紛紛遠來取經。
從「蔣介石日記」中找材料,寫中國近代史的人日眾,蔣日記成了顯學,台灣這才發現它的重要性。於是有人說,這是國家的財產,應該回到台灣。蔣方智怡與胡佛研究院所簽之約,本就規定「暫存」,隨時可以回台。但回台放在哪裡?國民黨黨史會隸屬於文傳會之下,包括主任和職員總共兩人。而且自己「家無恆產」,還寄身於「張榮發文教基金會」的樓上,據說屋主已表示希望儘早搬遷。
要蔣日記「回家」的人,不僅要想到把它安置在哪裡,還要想到怎樣充分利用它。日記自公開閱覽以來,大陸學者已發表的研究成果似乎優於台灣,可見我們對它是否重視,與它典藏在哪兒關係不大。
還有一點必須想到的是,民主已成形的台灣,若蔣日記回來,又逢政黨輪替,日記會不會再度流亡?既然說它是國家文物,就應該在制度上、法律上,給它一些保障。
今天對「蔣介石日記」爭相發言的人,爭繼承權的人,就像當年罵斯坦因與伯希和是強盜的人一樣,事前好像都沒有做什麼事。
迎蔣日記回故國,先做好準備吧!
【2010/12/23 聯合報】@ http://udn.com/

感時篇/葉公超之惡過於秦檜?

2011/01/06
【聯合報╱張作錦】

由《蔣介石日記》看蔣對葉之深惡痛絕

中央政府遷台以來,政壇上震動最大、外界也了解最少的一次人事案,莫過於駐美大使葉公超被緊急召回且遭罷黜。
存放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自2006年開放閱覽,中研院近史所正籌畫將這套長達五十五年的日記出版全書。日記中多處提到葉公超。
葉公超的被貶,向來傳說有兩個原因,一是他未能執行政府否決外蒙古進入聯合國的決策,另一是他在美有汙辱國家元首的言行。《蔣介石日記》雖尚未能昭告世人明確的因由,但蔣對葉之深惡痛絕,必去之而後快,已躍然紙上。
1961年5月1日的日記有這樣的話:
葉某之奸猾言行,當不出於我意料之中,而其對我之汙蔑,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其投機成性……出賣國家,成為吳逆第二,乃意料中事。十年來,更覺文人之無德妄為,毫無國家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買辦,凡長於洋語者,無不以一等奴隸自居而得意,可悲極矣。
所謂「吳逆」是指吳國楨。而葉公超「不自殞滅」,禍延「文人」及「留美」、「長於洋語者」,均遭蔣氏痛斥。
我政府擬否決外蒙入會,涉及一大批非洲國家能否進入聯合國,與美國國家利益關係重大。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嚴詞告誡我方,如否決外蒙,將造成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果。
《蔣介石日記》1961年九月〈反省錄〉有云:
除外有「魯丑」之壓迫以外,尚有內奸葉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對內欺詐恫嚇之外,且以其溝通白宮自誇,以壓迫政府依照其主張解決蒙古入會問題……且對政府不斷侮辱,此其賣國從奸之真相畢露。余以為秦檜、張邦昌不足過也。
以秦檜和張邦昌狀之,可見蔣氏對葉已憤恨至極。是則外傳非僅為外蒙案,實因葉在美對蔣有不敬之言行,使蔣痛心疾首,或非無因。
傳聞葉之失檢,被部屬告密,主要有下列幾點:一、公開模仿蔣之鄉音以為樂;二、道及蔣早年在上海和廣州時之私生活;三、謂蔣不過是美國人的「一條狗」。
蔣1961年5月1日日記有謂「葉某之奸猾言行,當不出於我意料之中」,有人據此推論蔣對葉一向不滿,實則未必。1950年政府遷台後,在國家危疑震撼之際,葉公超以次長升任部長。1952年和日本簽訂「中日和約」,不僅得與亞洲一個重要友邦正常往來,且阻止中共與日本接觸的可能。1953年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更為台灣日後的安定與繁榮打下基礎。中美簽約後,蔣單獨約葉在官邸共進晚餐,不久又頒授一等青雲勛章給他。
1958年葉奉派使美,蔣在桃園角板山賓館約見,晤談良久。葉辭出,蔣送至賓館門口,葉鞠躬請蔣留步,蔣未即回,目送葉上車,猶揮手致意。蔣甚少送部屬到門前,葉可謂殊遇也。
由上述諸端可見,蔣對葉應本相當器重。唯葉是一才子型人物,人謂他「恃才傲物」,終因此賈禍。然就外蒙和聯合國兩案而言,葉慎重、從權之主張,事後證明,應屬有眼光之遠見。
葉為大臣,出使外邦,言行自宜有分寸。唯即使有不是之處,若說他之惡甚於秦檜和張邦昌,未免「言重」。而被黜後數十年形同「軟禁」,或亦嫌太過。

感時篇/莊子怎樣看台灣健保

【聯合報╱張作錦】    2010.04.01 03:36 am

羊毛不會出在牛身上,想白吃,會多付帳

台灣的健保,人民滿意,國際讚揚,因為便宜又大碗也。
這種「成就」的代價是什麼呢?是588億的虧損。保費若不漲,健保可能就辦不下去。但漲多少呢?衛生署想多漲一點,行政院想少漲一點。衛生署長楊志良見道不行,憤而辭職,一時朝野震動。
最可注意的是,根據當時的民調,楊志良的聲望陡增,有50%的人認為他有政務官的風骨,但卻有66%的人支持行政院的小漲方案。換言之,恭維你兩句於我無損,但要我掏錢可不幹。
府、署折衝,費率調整終於定案,行政院比原擬漲幅提高一點,衛生署則把原案降低一點,但其間還有差距,另由行政院撥款補助,不用受保人負擔,於是院、署解套,民眾歡喜。
但問題半點都未解決,只是使定時炸彈延緩爆發而已。
哈佛大學教授蕭慶倫,當年受邀擔任健保規畫總顧問,他回憶說,那時規畫小組就建議應立法建立長期(25年)的費率自動調整方案,使保費能適時調整,確保財務平衡,但是立法院沒有採納,健保今天的困局不使人意外。
中研院經濟所副所長羅紀琼認為,全民健保既是一個保險制度,收支平衡、財務穩健就是它永續經營的最高原則。而納保民眾要享醫療給付的權利,就要盡繳納保費的義務。
可是很多納保人,只想盡很少的義務,而享很多的權利,看病要上大醫院,要用貴的藥,更有人一年上醫院四百多次,健保怎麼受得了?
這次小漲,差額由政府補助。誰是政府?行政院長、財政部長和主計長都不會從家裡帶錢來做官,錢還是由國庫出的。國庫的錢來自納稅人,健保受保人大概人人有份。這樣一合計,是受保人拿自己的錢「補」自己的保費,有什麼可高興的呢?
解決健保的問題寄望於二代健保方案,它所訂的保費結構比較合理。但法案送到立法院已經兩年,一條也沒有審,因為立委要討好選民,不願增加他們的負擔。行政院現在把二代健保修正案再送立法院,希望四月開議。立委們私下嘀咕,選舉又要來了,誰敢跟自己的選票過不去啊?看來健保不到心肺衰竭送到急診室,是不會有人要搶救的。到那時搶救,要花大把銀子,羊毛還不是出在老百姓這群羊的身上嗎?
不僅健保一端,其他如公用事業的費率不准漲,但可忍受低品質;民代勒索政府在各地大建沒人使用的館、所、場,以為邀功拉票之用;其他如改革不合理制度,像肥貓、雙薪、十八趴等,也多受「民意」干擾。
總之,就是想白吃午餐。其實誰也沒吃著,最後還得花更多的錢,受更深的害。
〈莊子‧齊物論〉有一個大家熟知的寓言,講一個養猴人餵猴子吃乾果的故事:「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我們常誇獎一個人,說他「精得像個猴子一樣」,但至少朝四暮三的猴子並不精。

【2010/04/01 聯合報】@ http://udn.com/

感時篇/爭民權是18世紀的事

2010/10/28
【聯合報╱張作錦】

──從劉曉波得獎,想到大陸,想到台灣

中國大陸「民權人士」劉曉波得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說到「民權」,不由想起楊杏佛的話。他說:爭民權是18世紀的事,中國20世紀還在做。
楊杏佛是一位經濟管理學家,中國民權運動先驅。他於1910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過武昌起義,孫中山在南京就任總統,他任職總統府祕書處。民國16年國民黨清黨,他開始「左轉」,與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總幹事,1933年在上海遇刺身亡。一個爭民權的人,連自己的生命權都沒保住。
楊杏佛當年感慨人家18世紀爭民權,中國20世紀還在做。現在是21世紀了,民權在中國總不應該還是個「新興事業」吧!
劉曉波得獎,多半是大陸政府「成全」的。他本是一介書生,因涉「八九民運」事,被監禁一年。釋放後又因「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勞動教養」三年。期滿回家,即遭軟禁。2008年發起並領頭簽署《零八憲章》,經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
此案在司法審理時,外界咸認官方不可能讓劉曉波免於受罰,但判個三年五載已經很重了,因為《零八憲章》所要求的,無論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憲政、民主等等,沒有哪一項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陳述和列舉的。把《憲法》明文規定的事再說一遍,何罪之有?所以乍聞十一年刑期,大陸各界頗感意外,國際人士尤覺太過。北京因此獎而遷怒挪威,實際上也應檢討自身要負多少責任。
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在經濟民生上的成就,可用「驚天動地,震古鑠今」形容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一躍而「超日趕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恐怕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紀錄。
大陸崛起,在國際上有了地位,有了發言權。最近中日釣魚台糾紛,大陸態度堅定,寸土必爭,得到海內外中國人的支持。百年坎坷的中國,鴉片戰爭、八國聯軍、馬關條約等等一長串的屈辱負擔,現在可以開始卸解了。這樣的成就,是大陸政府和黃土地上的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凡為華族,與有榮焉。只是,這還不夠。
1978年大陸推行工業、農業、國防與科學「四個現代化」,是年12月5日另一位民權人士魏京生在北京「民主牆」上貼出大字報,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他」。四十年過去了,大陸總理溫家寶最近終於承認:「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
海內外華人所盼望的,中國不僅是「大國崛起」,更應是「文明大國的崛起」。溫家寶的話,劉曉波的獎,也許正是一頁新歷史的契機。大陸廣土眾民,改革需要穩健,但不管多麼慎重,也要翻開那一新頁。
台灣雖先一步完成民主化,但有族群與認同問題,內在危機同樣嚴重。台獨的路是走不通的,美國或日本的支持也靠不住,只有更強化、活化我們的民主制度,影響和引領大陸儘快臻入政治現代化,台灣才會安全。而大陸體制轉型成功,也才是全體中國人之福。

感時篇 / 無是非到耳,謂之福。

2010/11/11
【聯合報╱張作錦】

生於今世之台灣,又連年選舉,寧有此福分耶?

張潮的《幽夢影》,是一部小品式的隨筆,很多人歡喜。林語堂1937年寫《生活的藝術》時,把《幽夢影》的一部分譯成英文,收入書裡。隨著《生活的藝術》一書在西方暢銷,《幽夢影》也得到一些外國讀者的認識。
《幽夢影》亦如《菜根譚》這類的書,文字一小段、一小段的獨立成章。像一個小雜貨攤,隨客人的歡喜自行選購。書中有一段話,今天讀來,似別有意會。它說: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有多聞直諒之友,謂之福。
有人讀此為之註曰:「五福駢臻固佳,苟得其半者,亦不得謂之無福。」這是知足惜福之言。想想看,多數人為稻粱謀,終生勞碌,有暇讀書又有錢助人,是多大的幸運;有學問能著書立說,非人人可及;無是非之言汙耳煩心,更有良朋益友切磋砥礪;這樣的「五福」,恐怕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
不過這五福之中,有四福可操之在我:讀書的時間要自己去安排;以錢財助人可量力而為;學問非任何人的專利,「有為者亦若是」;如擇友有道,待人以誠,「益友有三」亦非不可得。只有「無是非到耳」這種福,卻是操之在人,自己幾乎完全無能為力。
有人認為,「我從來沒有說過謊話」,這句話就是謊話。是則,說人家的長短,大概是普遍的人性,你我可能都未曾免。孔子是聖人,《論語》〈雍也篇〉記載:「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之今世矣。』」祝鮀和宋朝都是人名,在衛國為官。孔子的意思是:不重視祝鮀的口才,卻重視宋朝的美貌,衛國想立於今世就難了。我們可以說,孔子在評論世局,臧否人物;但也未嘗不可以說,他在人家背後指指點點,說三道四。人長什麼樣子?非由自己選擇,說宋朝相貌如何如何,這近乎人身攻擊了。
愛說人閒話之人,每不以獨樂為滿足,而願與人分享。人過群體生活,恭聞這種蜚短流長,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這種趨勢,隨著媒體的發展而「相得益彰」。個別人愛說閒話,多半只為自娛,惡意不重,殺傷力也不大。但傳播事業興起,可以拿道聽塗說風言風語賣錢,新聞界那就趨之若鶩,唯恐後人了。其結果是毀人名節,製造冤假錯案,使學校教育事倍功半,社會也就不能不亂了。
更不幸的是,台灣在發展民主政治,幾乎年年有選舉。選舉要有政見,要說明自己為什麼比對手更值得選民投一票。但我們的候選人好像不屑於提什麼政見,更不必談自己好在哪裡,只要一味攻擊對方,揭人家的短處就行,於是一片叫囂詬罵之聲,直成街頭潑婦。再加上電子媒體24小時的高分貝傳播,耳朵和心臟再強壯的人恐怕都受不了。但有些選民卻又雅好此道,他們只圖熱鬧,不問是非,於是候選人變本加厲,則全台無清淨土矣!
每逢選戰關頭,有些人就出門避難,不到投票那天不回來。我們無處可逃的人,只能祈禱這次選舉早日過去,下次選舉慢點再來。
民主本來也是一種福分,但代價一定是「是非到耳」嗎?

感時篇/漢字可簡化,但要合情理

2010/09/30
【聯合報╱張作錦】

兩岸民眾都能接受,未來才有希望整合

兩岸來往日多,繁體字和簡體字就成了困擾。從消極面講,它妨礙了溝通;從積極面講,雙方都在調整適應,他日或有望整合。
「第十五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不久前在台北召開,五個議題之一是「繁簡體文字之研究」。兩岸專家提出的論文,大陸學者似乎強調簡體字之實用性,台灣學者則不希望漢字過度簡化而破壞其體系完整性。
實際上,如把文字視為文化遺產,則華族無人不是繼承人;如看作工具,那麼每個人幾乎每天都在使用它。所以,繁簡字之事,不是,至少不僅是專家們學術意見問題,而是庶民的權利與日常生活問題,所以民眾的接受程度就很重要。
台灣厭惡簡體字的人,每指責這是共產黨犯的錯,其實這是冤枉他們。遠在民國24年(1935年)國民政府就準備推行簡體字,且選定一批簡體字頒布了「簡體字表」,但因抗日戰爭爆發,只得緩議。到了台灣,反共抗俄,自然不能「與共匪隔海唱和」,於是漢字簡化就由大陸「獨任艱鉅」了。
漢字是漢語的書寫符號,自然是以簡便為好。漢字從甲骨文、金文、篆、隸,直到楷書、草書,都是由繁到簡。這是歷史趨向,無人能擋。現在大陸十三億人使用簡體字,要他們回頭復歸繁體,勢無可能。
大陸簡體字有些簡化得極好,如阴阳(陰陽);有的極具匠心,如尘(塵)、艺(藝);有的原字筆畫實在太繁,簡化確有必要,如献(獻)、礼(禮)、窜(竄)、护(護)、医(醫)、灵(靈)等。
但是,很多字簡得有待商榷,除了大家常說的如「爱(愛)無心,厂(廠)空空」之外,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主要是借用字太多。譬如:
干:是干,也是乾,也是幹。於是「干(幹)部」、「干(乾)旱」、「干(干)祿」,就大雜燴了。
后取代了「後」:這就可能出現「王皇后背后站著李皇后的后人」這樣的句子。
云代用「雲」:從前香港有位男影星叫白雲。一聽到他的名字,我們心中就會立即浮現「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那種隱者的悠然自得之情。大陸人士今天再念到這個名字,還有同樣美麗的聯想嗎?
鬱改為「郁」:鬱字筆畫誠然太多,但郁字另有他解,如「馥郁」,且有人姓郁。一位大陸朋友寄一電子郵件來,提到新黨主席郁慕明。他知道台灣用繁體字,禮貌的轉換為「鬱慕明」。
以面代「麵」:這一簡化字,很多大陸人士也不能接受。你吃碗「牛肉面」,有一種吃了「牛頭馬面」的感覺。漢字從麥旁者,只有麩、麴、麯、麵等少數幾個字。大陸已將麥簡化為「麦」,麩僅改偏旁為麸,麴、麯同歸為「曲」,而麵改為「面」,不知邏輯何在?北方人「煮麵」也稱「下麵」,在大陸吃小館,若侍者問道:「先生,你要『下面』嗎?」那成何體統?舉此例雖言不雅馴,但適能看出當年大陸以政治力推動簡體字時,未能注意到漢字的文化內涵、發展規律,以及使用者的感情。
漢字簡化已不能走回頭路,而「識繁書簡」也漸成兩岸共識。大陸不久前已將六個不合情理的簡化字恢復為正體,希望能續加改進,使兩岸使用者都可接受,庶幾來日能合力找出繁簡整合的途徑。

感時篇/曾國藩甫下金陵即恢復紅燈區

2010/09/02
【聯合報╱張作錦】

他不以道德強加於人,在意的是百姓的生活

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甫下金陵(南京)就命令恢復紅燈區。
曾國藩在「日記」和「家書」裡,處處顯示以傳統中國文化克己養性,把讀書、修身和為政結合起來。像這樣的一位「道學家」,進了百廢待舉的金陵城,卻首先恢復紅燈區,左右都莫名所以。
曾氏解釋說:社會上像我們這樣追求功業的人不多,大部分人要求的是生活上的快樂。紅燈區會帶來商業繁榮,使社會穩定。
像曾國藩這樣想法的人,古已有之。春秋時管仲治齊,齊國就設有七百名妓女的國家大妓院。
不僅中國,外國亦然。公元六世紀時,雅典也有了第一所妓院。
今天在台灣,成人性交易要不要除罪化?政府正在舉行公聽會,各方也提了不少意見。這時來讀一點歷史故事,或不為無益。
曾國藩當年的理由,現時或不再能適用。因為百業勃興,繁榮工商和穩定社會不用再靠八大胡同。但是曾氏為政所顯示的重要精神,我們今天仍應記取,那就是他不強以道德律人,而以人民之心為心。
對於性交易的態度,世界各國有不同的立場。德國准設妓院,妓女必須領牌;荷蘭和新加坡則設紅燈區管理;英、法、加拿大採放任容忍政策,娼、嫖兩不罰,但上街拉客則屬違法。其他國家,以禁娼居多。
但禁娼的國家,只能說禁了「公娼」,私下交易可從來沒有禁絕過,因為食、色性也,遏阻人性,談何容易?
很多人視娼妓業「妨害風化」。所謂「妨害風化」,應該是男女兩性的行為在大庭廣眾之下行之。或者攝成電影、拍成照片,公開放映、展示之。否則如兩情相悅, 或兩情相願(一個願買、一個願賣),關起房門為之,與他人究有何干?若謂這會引發黑道犯罪,君不見高階警官早已進入黑道密室喝酒打牌尋樂乎?知情者說,禁 娼適足為不肖治安人員製造「外快」的機會。
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禁娼,但他的兒子陳致中卻爆出召妓疑案,何諷刺之甚也!
郝龍斌聲稱「沒有台北市民會贊成性產業進入」,但八月初檢警破獲北市、桃縣一帶的「連鎖應召業」,有十七家應召站「加盟」,應召女像「八國聯軍」,男客逾一萬人,「可組一個步兵師」。
據社會研究者的說法,台北市有一百多家酒店、三百多家旅館飯店與應召業「合作」,還有眾多的理容、護膚、按摩等業也涉及性交易。
在內政部舉辦的首次聽證會上,性工作者潘女士哭訴,警察只取締最底層的性工作者,「高檔次」者則任由之。重度肢障的黃先生與何先生說,他們找不到伴侶,社會應給他們合法解決性慾的權利。
這個問題,做再多的民調,也不會有一致的意見;找再多的學者專家討論,也一定是各說各話。政府只要不掉入道德的困局裡,做自己應做而能做的事:不許逼良為 娼,不可姦淫未成年少女,色不可與毒、黑連在一起,不可妨礙一般人的居住與安寧等等。至於性交易本身,管它則甚?舉世各國誰又管得了過?
(訂正:6月24日本欄〈把文革「藏」起來〉一文,有云余英時院士「80年代初寫了〈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長文」,其中「80年代」為「50年代」之誤,謹此訂正。)

感時篇/把文革「藏」起來

2010/06/24
【聯合報╱張作錦】

──有感於陳寅恪三位女兒的新書

陳寅恪1969年在廣州病逝,到現在超過四十年了。大家之所以一直忘不了他,研究和記述他的書仍是一門「顯學」,不僅因為他學問廣博,更因為就像他在王國維紀念碑文中所提出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也是他自己的人格寫照。後人敬其人,也就特別關懷他後半生在大陸的處境。
中共建國後,政治運動一波連一波,陳寅恪有話不能直說,就曲隱於詩中,有不少感懷寄託的弦外之音。有些詩傳到海外,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於八○年代初寫了〈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及〈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兩篇長文,解開陳寅恪文字的「密碼系統」,一時震動華人世界,不僅使當時人可窺知陳寅恪的晚年心境,更為後來「陳寅恪熱」鋪了路。一直在廣州服侍父親的陳寅恪二女兒陳小彭,曾自香港託人轉告余英時,他父親讀了〈論再生緣書後〉說:「作者知我。」
九○年代之後,大陸有多本陳寅恪傳記出版,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尤廣受注意。因為書中透露的訊息,更能確定陳寅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死的。紅衛兵鬥爭他的大字報愈罵愈凶,貼的地方也愈來愈近,從門口貼到床頭。他生病沒有醫藥,體弱沒有營養。他的研究助理也被遣走,使這位「目盲足臏」的學者,無法利用口述繼續著書立說。他的肉體和精神兩受摧殘,焉得不死?
這些年來有關陳寅恪的論述雖然不少,但作者都是外人,所以今年四月「三聯書店」出版陳家三姊妹陳流求、陳小彭和陳美延合著《也同歡笑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立即引起各方很大的注意與很多的期待。因為女兒寫父母,必有不少過去外界罕聞之事。但教人遺憾的是,此書不僅了無新意,即資料亦不如已出版的「舊書」。而她們對父親追憶的時段,到「抗戰勝利後」戛然而止,「解放後」的歲月隻字未提。一直隨侍在側的陳小彭,怎能沒有更多的像「作者知我」這樣的親炙見聞?
三姊妹對她們父親生命歷史的「抽刀斷水」,當然也是不得已。蓋陳寅恪後半生的「愁」無過於文革者。直到現在,文革仍是大陸官方禁止討論的題目。
1986年六月,巴金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文革博物館:隨想錄一四五〉,倡議設博物館以反思文革,為來者之鑑,但石沉大海。巴金晚年長期住在醫院裡,每逢生日都有「領導」到醫院拜壽,但絕口不與他談博物館事。巴金2005年以一百歲高壽「齎志以歿」,文革博物館似已完全被人忘記。
事實上民間並沒有忘記。紐約《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曾報導:「近年來,許多關注歷史的收藏家,將收藏和研究的觸角伸向文革領域,能夠真實全面記載文革歷史的宣傳印刷品,已成為收藏者和研究者的搶手貨,如紅寶書(《毛語錄》)、大字報、革命樣板戲、唱片等,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荒謬。」收藏多了,各地都有集中存放、展出的場所,曾慧燕結論說:「民間文革博物館已顯然成形。」筆者曾到大陸最大的古玩市場北京潘家園參觀,文革文物已成交易之大宗。
大陸官方想把文革「藏」在機密檔案裡,但民間卻把它「藏」在書房裡、儲藏室裡、展覽廳裡。或者可以說,每個人都「藏」在心裡。
既然無法密藏,大陸現在的領導人也未必要為前代人的政治行為掩飾隱諱,還不如公開討論反省,讓歷史、文化和人民心理都卸除一個沉甸甸的包袱,這樣向前走路會輕快許多。

感時篇/應為國家爭人格與尊嚴

2011/01/20
【聯合報╱張作錦】

硬把釣魚台「送給」日本,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前總統李登輝在甫上市的日本雜誌《文藝春秋》上說:「釣魚台就是日本的領土,日本絕對不要對故弄玄虛的中華帝國做出讓步。」
李登輝主張釣魚台屬於日本,這並非第一次,大家見怪不怪,所以台灣媒體沒有多「張揚」。不過仍教人心裡納悶的是:把釣魚台「送給」日本,對台灣究竟有什麼好處?
釣魚台究應誰屬?中國和日本各有說詞。前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對中國大陸的人權與法治向有嚴格觀點,去年11月10日他在台灣《中國時報》撰文討論釣魚台問題,就事論事說:「中國對這片群島的主權主張是基於對無主領土的『發現』,此一『發現』可以追溯到1372年,並由數百年來中國政府與該群島的接觸和相關官方文獻中推知。日本的主張亦基於『發現』其所謂的無主領土,儘管一系列的日本明治時代官方文件顯示,日本政府在1885年欲將該群島編入領土時,已深知中國對該群島在歷史上的權利與主張。往後十年中,明治政府不僅未完成必要的實地調查,以確認群島是否為無主地,並認知此事『與清國不無關係』且牽涉『與清國之交涉』,這與日本現今的口徑完全相反。」
他又說:「(現在)該是日本重新檢視其國際海洋法觀點的時候了。那些明顯不負責任的觀點,只會使另外那些本應被認真考慮的觀點也喪失可信性。對於國際社會來說,或許最具侮辱性的,是日本主張,構成其最南部『陸地』的一塊叫作『沖之鳥島』(中國稱沖鳥礁)的岩礁也享有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而這個暗礁系,漲潮時露出海面的部分,還沒有一個加寬雙人床大。」
《紐約時報》曾獲普立茲獎的記者克里斯多福最近撰文說,日本在1783年印行的地圖,還標明釣魚台是中國的,到1884年才假裝「發現」了釣魚台。
我們不必「挾洋人以自重」,認為孔傑榮和克里斯多福說了算。可是不僅法理上,就在事實上,釣魚台也是中國──中華民國的領土呀!民國60年12月2日,行政院核定釣魚台歸屬宜蘭縣管轄,民國63年縣政府劃入頭城鎮行政區。曾經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不應該忘記自家還有這份財產吧?
盡人皆知,李登輝是強調愛台灣的。正因為如此,一個愛台灣的人,怎麼能主張把本屬台灣領土的釣魚台送給日本呢?
李登輝曾謂自己「二十二歲以前還是日本人」,但他二十二歲後就是台灣人了。為什麼做二十二年日本人如此維護日本,而做了六十八年台灣人卻毫不珍惜台灣的利益呢?
也許有人說,台灣大概爭不到釣魚台,還不如給日本,免得被中國拿去。果如此,則釣魚台給「外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給「外國」的日本,對台灣有何差異?
中華民國總統宣誓就職時,誓詞有云:「余必遵守《憲法》……保衛國家……」根據《憲法》所訂,國家領土變更,要由國會通過。李登輝當年就是這樣宣誓的,目前仍在《卸任總統優遇條例》之下,受國人供養。我們也許不能要求一位現任或曾任國家元首的人,其學養識見一定高於一般國民,但是他良心的自覺和人格的完整一定不能低於一般人,這樣他才能為國家爭國格,為國民爭尊嚴。
李登輝日前慶九十華誕。孔子自勉也勉人:「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矩者,法理人情也。

感時篇/學者的「為人」與「為己」

【聯合報╱張作錦】    2010.07.08 04:10 am

──台灣當前社會不利「公共知識分子」存活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是《論語‧憲問》記載孔子的話。青年人初讀此句,不免望文生義,覺得古人何其自私,讀書求學只為一己之利祿;今人則精 神崇高,追求知識的目的在服務他人。
但照後人的解釋,孔子的原意是說,古人追求學問在進德修業,增益自我;今人則是以學問作為裝飾品,向他人炫耀。
孔子居春秋之世,當時周雖衰危,但未滅亡,前面的信史年代,只有商朝。而孔子就感嘆「今之學者」為己,不免教人懷疑,「學風」真敗壞得這麼快嗎?再說,孔 子自己雖非「古之學者」,但周遊列國,力求經世致用之道。迨退而設帳講學,亦在謀以道德文化救世。如果他做得到,為什麼別人不行?
這樣的「矛盾」,早有人為之「統一」過。《顏氏家訓‧勉學篇》有一段文字說:
「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為人,是表現給別人看的,自己只會說說空話,不能篤行踐履。
《家訓》又說:「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可見,讀書既可為己,也可為人,絕非必然對立,不能調和。何況「修身以求進」的為己,自亦對社會人群有正面影響。
談到求學應為己還是為人,這就教人想起西方「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西方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指某些學者,各有不同的專業訓練,但是他們關心社會,常 對專業以外的一般性問題發表意見。這就很像《顏氏家訓》中所界定的「行道以利世」的那種讀書人。
社會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學有專精,思考周密,視野寬廣,可為各種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救濟的答案。而且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有使命感,有民胞物 與的情懷,因而勇於發言,不計個人得失。
但是在台灣,大家慢慢發現,公共知識分子愈來愈沉默,愈來愈往書齋裡躲,改革社會的熱情也似乎愈來愈淡了。
先是,媒體「求才若渴」,一有問題就請教學者。不論這些問題與學者的專長是否相關,他們是否真懂,一律要「聽取高見」。有些人是樂於發言,有些人則是被人 情或時勢所迫而發言。當言不及義、言而不中,久而久之,公共知識分子在大眾心目中不免貶值。
這還是小事,重要的是台灣這個社會,政治扭曲了一切,討論公共問題,知識可以被漠視,常識可以被迴避,唯一重要的是意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意識即真理。 意識形態相同者結黨以伐異。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群而不黨,有時連群也結不起來。有潔癖的人不願同流,悄然引退。那些知其不可為而賈勇為之的人,果然受辱挨 鬥,直到心死而後已。
說話聲音大的未必有理,口出粗話也未必有理。社會沒有公道,自然無法樹立正道,這是台灣的隱憂。公共知識分子雖尚未絕跡,但這個群落已屬稀有動物。社會不 珍惜他們,公眾不保護他們,有可能被徹底獵殺。
學者應「為人」還是「為己」?在台灣當下的環境裡,怎麼說得清楚?
【2010/07/08 聯合報】@ http://udn.com/

感時篇/國民黨在大陸何以外交與軍事兩失利

2010/12/09
【聯合報╱張作錦】

--看郝柏村怎樣摘註《蔣介石日記》及如何評價

已故史學家黎東方博士曾說:依我看來,百分之八十的歷史都是不可靠的。但問題是,你若不讀歷史,就連那百分之二十可靠的也不知道了。
歷史書何以不可靠?既為歷史,當然是過去的事。事情過去,由於各種原因,使原始資料不可盡得。撰史之人,或憑斷簡殘篇,或憑口耳傳聞,或憑個人記憶,寫下的歷史,自難免有失真之處。
那麼什麼是可信的原始資料呢?現代研究歷史的人多認為,當事人的日記、文件較有價值。以近人來說,如台灣聯經公司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十大冊,大陸中華書局刊印的《顧維鈞回憶錄》十三本,都極受重視。
胡、顧兩氏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和外交界各有顯著地位,他們的日記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然民國即將100年,要研究整個的民國史,自然不能不讀民國重要領導人蔣介石的日記。
蔣氏有寫日記的習慣,且極有恆心,自民國6年寫到民國61年,雖戎馬倥傯亦未嘗停筆。日記由蔣氏家族寄存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自2006年開始分四年對外開放,供研究者閱讀,現更計畫由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成書,估計有六十三本之多。
蔣氏日記的公開,為深入理解二十世紀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指引了方向與途徑。但六十三大冊,卷帙浩繁,一般人從何讀起?又有幾人能仔細讀完?不得已,我們只能選擇性的精讀。
蔣氏一生最重大的兩件事,一是領導八年抗日,獲得最後勝利,解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中華民國昂然立於強國之林;但不旋踵間,四百萬眾現代化裝備的國軍,卻為一百萬「小米加步槍」的共軍瓦解,蔣氏不得不將中央政府遷來台灣,而將億萬大陸百姓置於中共的專政統治之下。
何以至此?孰令致之?六十年來,無人能說得明白,使人信服。現在,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試圖抹去這段歷史所蒙上的那層迷霧,讓大家比較看得清楚。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有兩個關鍵點:在時間上,從民國34年抗日勝利,到38年共軍渡江;在原因上,是外交與軍事的雙重失策,與中共以可乘之機。
郝柏村就拿蔣氏這五年的日記,擇外交和軍事的重大事件,摘要刊出,讓日記自己說話,看蔣當時對國家大政方針的考慮重點、決策過程以及內部環境和外部情勢所交互發生的影響。庶幾讓後人對中國這次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有所理解與省思。
做這件事,郝柏村應是適當的人選。第一、他從一位二十六歲的青年軍官開始,親歷抗日勝利、大陸易手、金門砲戰、建設台灣,一直做到最高軍職的參謀總長、最 高行政職務的行政院長,素對國家的外交、軍事有長期的觀察與研究;第二、從民國54年到60年,郝氏曾任蔣先生侍衛長六年,對蔣的領袖氣質、使命感、剛毅 的性格、強烈的情緒等等人格特質,自有其獨特的感受。摘註他的日記,當然較一般人有不同的觀察與深入的理解。
不過郝柏村應自知他不僅是註釋一本世紀人物的日記,而是參與一項修史的事業。他曾表示,四年的伏案書寫,力求客觀與忠實。在最後的「總結」中,他不為尊者 諱,不為親者諱,對蔣氏的功與過、成與敗,並列直書,讓後人在致力建國的過程中,懍於先人的教訓,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五大冊日記摘註,應對兩岸中國人都有助益。

感時篇/史大林透過蔣經國警告台灣

2010/09/16
【聯合報╱張作錦】
他說:你們國家沒有力量,講什麼話都是廢話
「外交就是用最優雅的辭令說出最骯髒的事情。」這是美國著名作家戈登堡在上世紀三○年代說過的話。不過他說錯了,至少不完全對,因為中國和中國人蔣經國曾被人「用最骯髒的話說出最骯髒的事情」。
二次大戰後期,美、英為促蘇聯及早對日出兵,密簽《雅爾達協定》出賣中國的外蒙古和東北利益給蘇聯。1945年夏,宋子文率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事,雙方僵持,蔣介石電令蔣經國以私人身分訪史大林。蔣經國在俄長大,諳俄語,通俄情,且為中國領導人之子,原盼史大林或可通融。
史大林問蔣經國:「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蔣經國說:「您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說我們『出賣國土』,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併給俄國。」
史大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中國既然「沒有這個力量」,再說「廢話」也沒用,只好在「友好」條約上簽字。
大家別罵史大林蠻橫霸道,他「言行一致」倒是有點「真小人」的本色。其實舉世各國,誰不把自己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說到這裡,大家會立刻想到曾任英國首相多年的伯麥斯頓在議會講過的經典名言:「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我們沒有永遠的敵人,永恆不變的只有我們的利益。」
別認為這只是英國的貪婪,「文化大國」法國總統戴高樂也說過相同的話:「名副其實的國家沒有朋友,只有利益。」
也許有人想,歐洲「帝國主義」者大抵類此,我們的好朋友、民主國家「五好學生」美國不會這樣,那就聽聽甘迺迪怎麼說的:「我們必須意識到,所有國家都根據自身的利益決定政策。」這是他1963年九月在鹽湖城演講時的一段話。十一月他遇刺身亡,他的後任把越南炸得天翻地覆,在美軍死亡5.8萬人,受傷30.4萬人之後,基於美國的利益,還是棄南越而去。現在為了對抗中國,美越又成了盟友。
可見,追求國家利益,是普世價值和通則,而利益來自力量。當清朝末季和共和肇始,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砲和日本的肆虐侵陵,國脈民命之不保,自然談不上國家利益。
今天在台灣,遙望對岸,不管把它看成「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還是「兄弟之邦」,或是「一邊一國」,它都是個「龐然大物」。我們要經濟雙贏也罷,要和平共處也罷,要在將來統一或獨立也罷,都要自己撐得起、站得住,爭取演化時間,等待和創造有利於台灣的兩岸環境。
這需要力量。我們有嗎?
台灣島上的人除了沒有相互開槍之外,「內戰」已打了二十年了。我們只聽到「不行」、「反對」,只看到「怒目」、「揮拳」,從未看到大家和平理性的討論過像國家前途這類的問題。不僅ECFA困難重重,連建一條路,設一個廠,修一本教科書,都弄得焦頭爛額,曠日廢時。我們的社會整天是震耳欲聾的「發言盈庭」,但有幾句不是「廢話」?這能創造什麼「力量」?
史大林當年對蔣經國的警告,是說給在大陸的中華民國聽的。但對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好像仍然有用。

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感時篇 / 軟暴力

2010/05/27


【聯合報╱張作錦】

連孔祥熙都無力招架,遑論平民百姓

「軟實力」一詞大家耳熟能詳,「軟暴力」這三個字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我不久前首次聽到時,不禁悚然而驚。那時我正在境外旅行途中,遙聞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法》經立法院修正通過,心中更平添一些憂慮。
「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概念,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在二十世紀九○年代初提出的,從此啟動了「軟實力」研究與運用的潮流。依照他的觀點,「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換言之,藉用「軟實力」,能讓他人做你想要他們做的事。如此說來,「軟實力」之為用大矣哉!
相對的,如果我們要給「軟暴力」下個定義,那就應該是:不用拳頭,不用棍棒,不用酷刑,不用毒藥,你也可使他人遍體鱗傷,度日如年,甚至一死以求解脫。如此說來,「軟暴力」的力量也同樣大得很啊!
那麼,誰有這般「本領」呢?老實說,捨媒體其誰?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閃電進攻香港,國民政府派飛機去香港接運旅港重要政、經、文化界人士。12月21日重慶《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飛機運回的卻是孔祥熙家人、老媽子、四十二個箱籠和七隻洋狗。此訊引發嚴重學潮,釀成「打倒孔祥熙運動」。大陸社科院研究員楊天石,近年研究蔣介石頗負時譽。今年3月18日在《南方周末》上發表文章,題為〈「飛機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一份不實報導引起的學潮〉。他以整版的文字,證明這是一條假新聞。世人多罵孔祥熙為貪官,那當然要靠證據說話;即使他真是貪官,與他是否利用職權以公務飛機運自家洋狗,是兩件事。運狗事他若沒做,就應還他清白。
從另一方面看,地位顯赫如孔祥熙者,蒙此不白之冤數十年,還要後世學者替他「平反」,一般升斗小民碰上新聞界的「軟暴力」,有何能力自衛或反抗?
《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原規定,媒體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當事人。在立法院審議時,外界咸認有干涉新聞自由之嫌。經立法院復議,撤銷了這項規定。有人為台灣的充分自由民主而稱慶,有人則擔心既然「人肉搜索」變成合法,不僅媒體可無視個人的隱私,肆意踐踏,更可能是「人民警察」時代的來臨。
大家還記得台北市一位前女議員的「光碟」事件嗎?媒體傳播她的私生活,為了哪項「公共利益」?害得她不能做人,從此離鄉背井,遠走他方,路途之坎坷,可以想見。「傳播界」賣光碟賺了錢,又在閱視率上得了便宜,有人為他們的「軟暴力」反省、檢討過嗎?
一位小學老師和他的女學生發生親密關係,事情洩露,他要求新聞界不要說出他的名字。但一家「仗義執言」的報紙登出他的名姓,他當日上吊自殺。老師與未成年女學生發生那樣的事,自然可受公評,但不寫出當事人名字並無損於新聞之完整性及記者的社會責任。
新聞自由是民主國家的基石,而一個民主國家必應也必能保護包括隱私權在內的個人人權。若是「軟暴力」無限延伸,自由和民主就可能相對收縮。
「個資法」是一把雙面刃,看我們要哪一面。

2009年11月27日 星期五

感時篇/從前有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聯合報╱張作錦】 2009.11.26 03:44 am

──歷史會向人展示萬事萬物變化之不可思議

大陸江蘇省一個千人採購團日前到台灣,採購物資美金41.3億元,折合台幣約1342.25億元。受國際金融海嘯衝擊,台灣經濟正「嗷嗷待哺」,媒體稱這個採購團是「江蘇來的聖誕老人」。
看到報紙、電視熱熱鬧鬧的談這件「盛事」,不知為什麼,教我想起當年一個機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那種時空倒錯和興衰隆替的滄桑感,在心頭久久不去。
救總成立於1950年4月4日,理事長是國民黨中常委「反共強人」谷正綱。它名義上是民間團體,但政府撥款補助,也有美援,民眾看電影每張票要捐五毛錢給救總。
救總利用空投、空飄和海漂等方式,把食、用物資送給「大陸苦難同胞」。首次空投在1950年5月8日,以七萬斤上等蓬萊米,分裝成三千五百袋,每袋二十 斤,都附有蔣總統〈告大陸同胞書〉。空投地區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江西、湖南和湖北等省分。因空投有風險,以後多使用空飄和海漂。
毫無疑問的,救總也是一個「政治作戰」機構,它的工作目標之一是號召大陸人心。大陸建政之初,人民「一窮二白」,加上三年饑荒,稱「災胞」並不為過。救總 送去的物資,要是他們真能收到,也算不無小補。後來大陸逐漸富足,加上國際和兩岸的時移勢易,救總的功能不再,2000年改名「中華救助總會」,逐漸被人 遺忘。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率團到台灣,受到走紅地毯的歡迎。連戰與他手牽手,王金平出席歡迎會,江丙坤款宴,台灣首富郭台銘代表台商向他鞠躬致謝。未來大陸各省都要組團來台採購,這類歡迎場面以後會常有。
綠營對江蘇團充滿戒心,說這將掏空台灣高科技產業,指「中國正在柔性統一台灣」。但是一向被視為精明幹練的台灣企業家,認為不與大陸合作就很難融入亞洲甚至世界市場。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報告指出,台灣經濟的主要出路,在於擴大與中國大陸合作,但「時機已經延誤了十五年」。十五年前就是1994年,李登輝執 政,1996年他發表「兩國論」,提出「戒急用忍」;2000年後陳水扁執政八年,更完全扼殺了台灣藉大陸崛起而發展自身經濟的機會。
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已「超英」、「超德」、「超日」,正在「趕美」。歐巴馬訪北京,姿態之低,令人「印象深刻」。媒體評論說,美國承認了中國的國際力。
台灣已與大陸簽訂MOU,正磋商ECFA,「與大陸合作賺世界的錢」是否毫無風險?很難鐵口直斷。但反對的人已經反對十幾年了,經過如此長期的「深思熟 慮」,今天總該提出比這更好的、更安全的方法來,不能讓台灣企業一直在「反對」中坐等衰亡。何況,他們背後還有兩千三百萬人的生計與前途。
誰知道呢?若干年後,台灣一位老師告訴學生,「從前,台灣有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孩子們會不會偷偷的笑,覺得這是伊索寓言或天方夜譚?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史景遷曾說:歷史的一項功用,在於提醒世人,大千世界萬事萬物能夠不可思議到何種程度。

【2009/11/26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