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博文專欄－《南渡北歸》見證血淚

• 2011-06-22
• 中國時報
• 【本報訊】

  　陳夢家是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古文字專家，也是個帥哥，曾就讀南京中央大學和北平燕京大學，亦曾任教青島大學、燕大和昆明西南聯大。一九四四年獲費正 清和金岳霖引薦到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一九四七年婉拒留在芝大而打道回國，講學清華，五○年代初轉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氏的妻子趙蘿蕤是燕 大才女，擅彈鋼琴，英文極佳，最早翻譯艾略特的《荒原》長詩，也是第一個獲芝加哥大學文學博士的中國女性，一九四八年年底離美回國。

  　一九五七年大陸反右運動，陳夢家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對文學改革」，其實他只是希望簡化漢字要慎重一點。一九六六年夏天文革爆發，陳氏 被紅衛兵又踢又打又罰跪，趙蘿蕤亦被折磨成精神分裂。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陳氏吞服安眠藥自殺，因藥力不足未死；十天後（即九月三日）的夜晚，陳 氏上吊而死，卒年五十五歲。趙蘿蕤於一九九八年辭世，終年八十六。

  　就在陳夢家吞服安眠藥那天，俞大維的妹妹、化學家曾昭掄的妻子俞大絪（北大西語系教授），因不堪紅衛兵侮辱而自殺。翌年十二月八日曾昭掄亦死。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處境比蘇聯還慘。史達林時代及其後的幾個俄共頭子，他們只是動用秘密警察、特務、黨棍和公安等國家暴力欺凌、鎮壓知識 分子。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歷經戰亂、時代動亂與社會混亂，從滿清覆滅、民國肇建、軍閥混亂、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到毛澤東倒行逆施，中國的讀書人與高級知 識分子不但要逃難和避難，更要在國家暴力之外，慘遭人類史上罕見的群眾暴力。多少一流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報人和教育工作者都在聞一多筆下「絕望的死水」中被凌辱、被糟蹋。

  　大陸作家岳南以八年時間完成了一部描述近代中國學術菁英在戰爭烽火、政治狂亂和毛澤東風暴下的命運。這部由時報文化出版的巨著共分三冊， 總書名為《南渡北歸》，從抗日軍興，北方的學術與教育機構紛紛「南渡」，到抗戰勝利後高等學府和學術中人陸續「北歸」，以至大批學者與作家在不正常環境下 的不正常「傷別離」。作者岳南所敘述的學人事蹟，過去數十年已有不少人批露，但這三本書亦有許多新材料。作者最大的貢獻是把這一段中華民族學術血淚史，寫 得極為生動感人，而文字又頗為細緻。其內容、價值、意義與時間跨度遠勝大部分以一九四九年為焦點的著作。

  　哲學家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說：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 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 之全功，庾信不裏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馮氏亦在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 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然而，抗戰勝利未久，國共內戰即起，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已不再有「學術自由之規模，民主堡壘之稱號」。台灣亦唯有在兩 蔣強人時代結束後，始克享有學術與言論自由之況味。

  　即以學問、文章俱屬一流的馮友蘭而論，其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格與學格表現，久已遭詬病。但在動亂過後，在時間與度量皆會沖淡怒氣之後，對馮 友蘭、史家周一良和其他無數在暴力與恐懼下被迫低頭轉向的學者，世人也許不必太苛責他們。即使是曾被余英時痛批號稱「最不要臉」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也是個可憐蟲。考古學家李濟對他的評價還算中肯：「郭是一個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沒有骨頭。」

  　今天，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超過了日本，僅次美國，但在民主、自由、人權、氣度、法治方面仍是個開發中國家。前蘇聯「氫彈 之父」、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人權鬥士沙卡洛夫被克里姆林宮禁止出國，但准許其妻耶蓮娜．波納（六月十八日病逝波士頓，終年八十八歲）前往奧斯陸 代夫領獎。但劉曉波呢？

  　五○年代初受趙蘿蕤之邀從芝加哥大學返國的巫寧坤，日後受到迫害，九○年代初定居美國，出版了一部令人深思的回憶錄《一滴淚》（中文版由允晨文化出版），這本書與《南渡北歸》都是同樣為時代作見證的經典。

傅山們的羞恥心

【聯合報╱李銳】
   
2011.06.28 12:33 am

第一次買到白謙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已經是2006年七月的第二版了，第一版是此前三個月出版的。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一本關於中國書法的書，卻講述出了如此深沉的精神困境和如此堅韌的人格追求。讀過一遍。不久，再讀一遍。時隔三年，最近遷進新居，書都不在手邊，為了看第三遍，特意又從網上買了一本，發現這已經是2009年一月的第四版。捧讀再三，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傅山先生和他的文友們深深地打動。隔著歷史的長河，還是無比鮮明地看到他們悲絕而又困頓的羞恥心。在此之前，我還從沒有被一個人的羞恥心如此強烈地打動過。

十七世紀中葉，中國極富戲劇性地經歷了明清之間的改朝換代。史學家們把那叫作明清鼎革。就在這個歷史現實鼎革的當口上，中國的讀書人，中國的知識菁英們卻也同時在宣紙上完成了一次審美鼎革，完成了從帖學傳統向碑學傳統的深刻轉向。白謙慎先生在這本書的導言中說：「在十七世紀，隨著一些書法家取法古拙質樸的古代無名氏金石銘文，書法品味發生了重要變化。新的藝術品味在十八世紀發展成碑學傳統，帖學的一統天下不復存在。在過去三百年中，碑學對中國書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它對中國書法史的重要性，相當於印象派繪畫在西方藝術史上的地位。」按說，紙面上的筆走龍蛇，純屬書法家的個人風格和愛好選擇，可是，當這種個人的選擇演變成為對於什麼叫美的重新定位時，當這種重新定位最終改變了幾百年的審美觀，最終成為人們談論美、成為人們講究品味的標準時，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所謂明朝、清朝的朝代之爭，所謂改朝換代的山崩地裂，都因為時間而變得無足輕重，可人們對美的選擇和品味卻顯得深沉而又悠長。難能可貴的是，白謙慎先生自己就是書法家，當他精細入微、絲絲入扣地為我們講述精妙絕倫的筆墨之美的同時，卻也為我們更清楚地講述了，這美是如何在歷史的困境中步步為營地煎熬出來的；卻也讓我們感慨萬千地看到了，從精神傷口中流淌出來的鮮血，從凡俗生活中萌發出來的渴望，是怎樣一點一滴地滋養了美的讚嘆和堅持。

掛在煤山槐樹上
的那具皇帝屍體

1644年3月19日，在經過多年的征戰、較量之後，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農民軍終於攻陷北京。生死存亡之際，火光沖天、禁軍四散，只有貼身的太監惶惶不安跟隨在側。在位十七年，所謂天時、命運、機會、人事一切皆錯的崇禎皇帝，終於作出了一個正確的抉擇——在煤山自縊而亡以身殉國。隨即，清軍以討伐李自成亂黨為名進軍關內，以疾風暴雨之勢占領北京，摧垮南明，橫掃宇內，變更國號。轉瞬之間山河變色、換了人間。可是，改朝換代之際，掛在煤山槐樹上的那具皇帝的屍體，對遺民們，尤其對那些以前朝遺民自居的讀書人，無疑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劇痛和煎熬──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是儒家倫理的最高道德，大變之際不能忠君殉國，活下來就是苟活，活著就是屈辱，何況逼在眼前的是君王以身殉國。殘酷的現實再一次證明，道德不是寫在紙上、掛在嘴邊的巧言，道德從來都是義無反顧的行為。掛在煤山槐樹上的那具屍體對所有的遺民都是一個椎心刺骨的質問，那是只要一息尚存就無法躲避的羞恥。傅山和他同時代的許多讀書人終其一生，都不能從這樣的羞恥感中自拔。

1645年六月，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右侍郎袁繼咸被清軍俘虜，袁是傅山在三立書院時的老師。崇禎年間袁繼咸曾經被人誣陷下獄，傅山變賣家產率領山西學子赴京請願，使得蒙冤入獄的袁繼咸無罪獲釋，此事曾經轟動一時。被俘後的袁繼咸堅決不降，拒不仕清，領刑被殺之前曾經託人帶信給傅山，生離死別之際袁繼咸念茲在茲的就是生死難忘的羞恥心：「晉士門下知我甚深，不遠蓋棺，斷不敢負門下之知，使異日羞稱袁繼咸為友生也。」

1655年七月為「朱衣道人案」入獄一年的傅山獲釋出獄，出獄後的傅山在詩作中反覆慨嘆自己的羞愧：「病還山寺可，生出獄門羞。」「有頭朝老母，無面對神州。」「死之有遺恨，不死亦羞澀。」

正是意識到了這種內心深處的情感拒絕和精神反抗，出於安撫攏絡漢人知識菁英的目的，才有了康熙皇帝著名的博學鴻儒特科考試。各地舉薦了一百八十多位「博學鴻儒」，幾乎把大江南北的漢人菁英一網打盡。顧炎武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舉薦後，再三致信相關官員，斷然以死相拒，才得以倖免。傅山無法拒絕地方官員的肯求，只好坐了他們提供的驢車去往北京，但是卻停留在城外的一所荒寺中稱病不起，拒絕入城。事後返鄉之際，傅山對前來送行的人釋然道：「此去脫然無累矣！」慶幸之情溢於言表。傅山所慶幸的不是別的，而是從此往後，自己的羞恥心不必再被別人公然踐踏。和傅山同樣被迫參加考試的王弘撰在得知自己落選放歸後，欣喜萬分：「余今歸去，甯敢言高，庶幾得免『無恥』二字焉。」

但是，傅山的內心要複雜得多，孤獨和悲涼是遺民們無藥可醫的心病。因為在自己拒絕的同時，他也親眼看到了趨之若鶩的芸芸眾生。出於人情和常識，他知道自己無法阻攔別人，也沒有權力和能力阻攔別人的趨之若鶩。

傅山曾經為一位山西文友的父親寫傳，在盛讚了老先生的高風亮節之後，他無比痛心的感慨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來，孝義張西元輔舉義死城頭外，出處之際，為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

這是在說崇禎10年，山西有十九人金榜題名中了進士，可改朝換代之際，十九位進士裡「為山西養廉恥者，二人而已」。可見，「養廉恥者」所要面對的趨之若鶩的芸芸眾生多如恆河沙數。

確立新的審美尺度
讓羞恥心超越歷史

拒不仕清，是遺民們的政治和道德抉擇。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連拒絕者自己也看清了這種拒絕對時局、對統治者都已經變得無足輕重，於是他們從拒絕出仕，轉而為追求承擔文化正統的代言人。在書法上的回到源頭，讓審美的品味追溯古人，師法前朝，就成為他們深邃的精神寄託。傅山的摯友顧炎武對亡國和亡天下的辨析，也正是這樣一種深刻的精神寄託，所謂「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個不可以亡的「天下」，正是安放遺民羞恥心的天堂。

背負著這樣的羞恥，他們走上了自己崎嶇荒蕪的碑學之路。在荒山野嶺、斷壁殘垣之間孜孜尋訪，在斑駁陸離的碑刻銘文中反覆印證，在宣紙上千遍萬遍地臨摹書寫，於是，在不可磨滅的亡國之恥，和不可剝奪的文化正統尊嚴的撕扯之下，在為千百年前所有無名氏命名的豪邁壯舉中，他們確立了自信，也確立了新的審美尺度。

而最終，這種確立讓羞恥心超越了歷史，也超越了儒家的忠孝之道，成為一種良知的身分標記，成為一種不可剝奪的君子之志。

當年，傅山先生擲地有聲的新書法宣言，「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如今早已變成了人人皆知的口頭禪，可很少有人知道，這簡潔有力直逼人心的四寧四毋，是從什麼樣的精神困境中一點一滴的煎熬出來的。

我之所以被傅山先生的羞恥心再三打動，之所以在《傅山的世界》裡流連忘返，實在是覺得傅山和他的文友們就像一面歷史的鏡子，從這面鏡子裡我看到我們這個權力和金錢雙重專制的現實世界裡，精神侏儒症早已是普遍的流行病。香港詩人黃燦然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話：中國大陸的知識菁英們太善於在嚴酷的環境下讓自己舒適起來。誠哉斯言！搖著尾巴做人已經是今天的《聖經》。

一切都好像是命裡註定的。生遭明清鼎革之變的傅山先生，在飽嘗了亡國之恨、遺民之辱的歷史折磨後，又經歷了個人命運的一連串打擊：他二十六歲喪妻，自此孤身一人沒有再婚。傅山的兄長傅庚早逝，留下四歲的孤兒傅仁，傅山代兄撫孤視如親生骨肉，叔侄感情極深，可是傅仁卻在三十六歲英年早逝。最令人不堪的是，就在傅山去世的一年前，兒子傅眉五十七歲早逝，七十七歲風燭殘年的傅山又經歷了喪子之痛，肝腸寸斷的老人悲絕難忍，作〈哭子詩〉十六首，哭忠，哭孝，哭賦，哭詩，哭文，哭志，哭字，哭畫，哀哀不已。

1685年初自知不久於人世的傅山在臨終前寫下了〈辭世帖〉：

終年負贅懸疣，今乃決癰潰疽，真返自然。禮不我設，一切俗事謝絕不行，此吾家《莊》、《列》教也，不訃不吊。

這是傅山先生的絕筆。

一個曠世的天才，一個狂放不羈的書法家，一個獨具慧眼的淵博學者，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者，一個滿懷羞恥而又傲視天下的遺民，終於「真返自然」。一個終其一生在對筆墨之美的追求中顛沛流離的生命，終於可以回到永恆的安詳和清靜之中。

「禮不我設」、「不訃不吊」、「一切俗事謝絕不行」。

萬曆35年丁未（1607）閏6月19日，出生於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一個書香世家的傅山先生，客居人世七十八載，於康熙24年（1685）正月（或二月）按他的心願返歸自然，把詩文和墨蹟留在人間。

註：本文所引用的詩文、時間均引自《傅山的世界》。

【2011/06/28 聯合報】@ http://udn.com/

毓老師與我──悼毓老師

【聯合報╱張輝誠】 2011.04.08 03:26 am

他永遠告訴學生要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要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他從不灰心喪志，他有無窮無盡磅礡壯闊的大氣魄、大力量、大精神…… 我和毓老師並不親近，雖然幾次試圖親近，但大多徒勞無功，因為當時能和毓老師親近的，都是已經跟隨他三、四十年的老同學，情誼如同父子。我這個後生小輩初來乍到，就想親近老師，確實不容易，也很奇怪。但幾天前，得知毓老師過世，獲悉他老人家對我的看法，原本傷心難過之外，又多了一份遺憾。 你們不急，我急！ 民國93年9月20日，我第一次到毓老師奉元書院聽課。當時想進書院上課，必須有人介紹，同校一名同事曾是毓老師學生，說好帶我去，卻遲遲沒有動靜。我只好轉尋別人幫忙，問到電話，便大著膽自己打電話過去，向接電話的張嫂（照料毓老師生活起居的張哥之妻，張哥一家人與毓老同住）表明意圖，張嫂把話筒轉給毓老師。毓老師在電話那頭問：「哪裡人？」我心想應該說出祖籍，可能比較有希望，便回答：「江西人。」（後來才知道老師比較想教台灣人，我阿母是台灣人，若早知道我應該說台灣人的。）毓老師又問：「你在哪念書？」「師大國研所博士班。」再問：「你研究什麼？」「研究詩！」毓老師口氣馬上轉變，說：「我這裡不教詩！」我嚇一跳，趕緊解釋：「老師，我想學中國文化。」毓老師口氣緩和下來，說：「那你來吧！」 第一次上課時，我就受到極大震撼。當時毓老師已經九十八歲了，聲若洪鐘，抱著病軀猶自精神奕奕講學不輟，不斷激勵學生以天下為己任。忽然之間，我從前讀過的古書上句子，「誨人不倦」、「任重道遠」、「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等話，紛紛在眼前聚集，從平面的文字化為具體的形象，凝結成毓老師的丰姿神采、尊貴氣質、堅毅風骨，以及鼓蕩豐沛的勃勃生命力。 雖然我入門晚，卻極幸運，成了毓老師「關門弟子」，最後一班學生。當時兩年多，上課專教精華，教術、教時、教策、教謀略，全是帝王之學，毓老師希望能再為台灣培養更多人才，上課便常說：「你們不急，我急！我急，是來日無多；你們不急，是來日方長。再三勉勵你們，發憤的目的，就是圖強，給你們打氣的話，老師責無旁貸。你們必得要把古人的智慧串在一起，既然要做人，就做偉人！」又告誡說：「你們怎麼那麼大方？不在意時光！好好為學，不要浪費時間，給人間存精華。人一無所得，就空活一生。再三勉勵你們的，都是為你們的子孫謀。」 成事業，絕不可爭功 當時有件事很讓毓老師開心。──老師得了金牌獎。 這事得從「永陵」說起。永陵，位於遼寧撫順永陵鎮，是毓老師直系祖先努爾哈赤上五代的祖陵，葬有孟特穆（肇祖）、福滿（興祖）、覺昌安（景祖）、塔克世（顯祖），以及努爾哈赤兩位叔伯禮敦和塔察篇古，始建於明萬曆26年（1598年），毀於日俄戰爭（1904）。兩岸開放，毓老師回永陵，發現永陵片瓦無存，他設想出一個法子，讓永陵順利重修。重修期間，當地人見毓老師在此散步，好奇問：「您老是外來人吧？」毓老師回答：「永陵是我的老祖宗！」中國民族委員會派來修陵的人，半夜不敢外出，怕見鬼，毓老卻時常夜出，別人問，他答說：「我很願意晚上遇到他們！」永陵修好後，毓老師把祖宗遺物一樣又一樣捐給一旁新設立的滿學研究院和博物館。2004年，也就是我進書院那年，永陵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老師開心極了，用他的話就是「得了金牌獎」。過一段時間，他又提到此事：「世界文化遺產通過了，今年卻沒回去，為什麼？不去分功。成事業，絕不可爭功。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永陵成功，讓毓老師非常開心，他說：「盡責任，犧牲享受，享受犧牲。一輩子沒有享受過，只有得到世界文化遺產這件事，開心。精神的愉快比什麼都快樂。」然後毓老師又開始興奮地計畫起下一個十年，他說如果還有十年的話，還想辦投資公司、辦基金會、辦養老院，來救濟貧苦百姓。有時又感嘆：「再活十年太受罪了，御醫說我沒病，就是老了！」有時又說：「蔣宋美齡活到一百零六歲，怎能輸她！」有時又說：「我今天特別開心，電視新聞說有一個人瑞，活到一百二十五歲，我聽了開心！活到一百二十五歲，能做多少事啊！」 毓老師在母親故去後，發願手繪千幅觀音菩薩像。老師說：「我畫畫是修頤和園的畫工教的，只要夜裡睡不著覺，就起來畫觀音，已經畫四百多張。」毓老師學問是小時候母親所教，十三歲前背完五經，母親還罵他沒出息，因為當初皇子們大多十二歲就背完了。二次大戰後，審理滿洲國戰犯，皇族中只有毓老師不是漢奸，母親告訴他：「過去就過去吧，痛定思痛，你以後就改字慰蒼（安慰蒼民）。」毓老師覺得慰蒼責任太大了，擔當不起，只敢先用「安仁」。母親要他信佛，他就信佛，並且在我進到書院上課這一年，遇上母親節，毓老師特地到新莊剛開幕的慈濟醫院，為了迴向母親功德而去作義工，待了一整天。回來就告訴我們：「為什麼大家錢都捐給慈濟？就是有誠、有信。我告訴你們，人必得去做，證嚴只有高中畢業，以她的程度能有這種成就，了不起！沒有般若妙智，能有今日成就？我告訴你們，證嚴就是活觀世音菩薩。」接著又說：「但是證嚴是用『慈』濟，救患救苦於既形；我們要用『道』濟，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防患於未然，咱們把患都先除了，慈濟還有患可以救嗎？」 想寫《新浮生六記》 毓老師上課時也時常提到師母，說：「這一百年都是狗打架，現在倒想寫《新浮生六記》，寫和老太婆認識經過，年輕時候剛到台灣倒不想，老了才想得越仔細。」接著又說師母是蒙古格格，自幼兩人訂婚，皇族婚姻自六歲就不讓見面，要結婚時已經亭亭玉立。六歲時也得離開父母，不與父母同住，和嬤嬤住，所以和嬤嬤最親。跟母親什麼都不敢講，和嬤嬤什麼都敢說。毓老師日夜盼望格格能過府來玩，自忖：「不知道是不是長得蒙古臉？」終於有一天過府來玩，毓老師想從書房偷看，宮女把格格團團圍住，完全看不見。最後嬤嬤只拿來一幅畫，說是格格畫的。毓老師負氣說：「我不看！」嬤嬤就說：「先看看再說吧。」一看，竟畫得比毓老師還好。毓老師又回憶說：「想當年我也很會唱戲，結婚以後，老太婆過門聽見，就說：『五音不全，天天唱。』我就不唱了，這不讓她占先了？老太婆最會唱『窩窩頭戲』，唱得最好是《三娘教子》。什麼叫窩窩頭戲？票錢全拿來救濟北京窮人，讓他們冬天買窩窩頭吃！」 毓老師十三歲赴日本讀書。毓老師在男校，師母在女校，日本人派一女祕書終日隨行，師母對毓老師說：「乾脆納了吧？」老師正色說：「胡扯什麼？」毓老師回想這段往事，就說：「滿人習慣，王爺娶一個福晉（親王正室），可以再納三個側福晉，單禮親王府，三代不納妾。」又說：「日本人想升堂入室啊！」 到了民國36年，毓老師被蔣中正軟禁至台灣，從此夫妻兩人五十年未能相見，但是毓老師五十年如一日，未曾再婚，沒有緋聞，專情專意，堅定不移。有一回，老師忽說師母家學是《昭明文選》，從小熟背，兩岸開放後，師母寫來的情書，就用四六駢文寫成，說完後老師便一逕默誦起信上文字。我當時很想整段抄錄下來，但駢文用字艱澀，不容易聽懂，只聽出其中兩句，「兩地相思，一言難盡」。我當時感動到無以名狀，老師把師母的情書居然讀到都默背下來了，其中款款深情，不言可喻。 台灣必得從立本開始 我寫這些，看起來都像小事，其實不然，這些都是毓老師嚴於律己、孝悌追遠、躬身實踐的實證。毓老師一一做到，然後他才說：「台灣必得從立本開始，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本立而道生。入孝，出悌，謹信，泛愛眾，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說：「什麼是文？政治家就是文，經天緯地謂之文，文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 我進奉元書院兩年多，毓老師因為身體不舒服，上課斷斷續續，我便去得少，後來就沒再去了。隔了兩年，我仍時時想念毓老師，有一天突然想起毓老師一生傳奇，卻沒有學生膽敢寫出關於老師的文章，覺得實在可惜。當下不知從哪冒出的傻膽，居然就開始動手寫，重新整理上課筆記，翻遍手邊所能找到的滿洲國、清末史、清王府各種資料，花了一個月時間，字斟句酌，寫成〈毓老真精神〉一文。報紙刊登後，我特地剪報寄給毓老師，但不敢打探任何消息。後來似乎也沒有傳出遭罵的消息，於是每隔一段時間，我把思念老師的心情再轉化成另一篇描寫他老人家的文章，刊出後，再剪報寄給老師。──從頭到尾，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去年底，網路上看見有學生回書院，貼出與老師合影的照片。我羨慕極了，抱著回去被罵的準備，我寫了一封信給老師，希望可以再次拜見老師。信寄出去後，準備打電話，但之前的手機壞了，存在裡頭的老師家電話號碼也跟著不見了，輾轉問了幾個老同學，都沒有。無法打電話先問候，拜見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這件事就此作罷了。 前幾天，3月20日中午，我在喜來登飯店開會，意外接到張嫂電話，告知毓老師過世消息，一時如雷轟頂，大驚大慟。稍稍鎮定之後，我小心翼翼問張嫂：「怎麼會通知我呢？」張嫂說：「你寫在報紙上的文章，老師都看到了。」我又小心翼翼問：「老師有生氣嗎？」張嫂說：「老師沒生氣，他很開心，還要大家看。」聽完張嫂的話，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 毓老師，對我而言，或者對所有他的學生而言，是嚴師，也是嚴父；既慈祥，又嚴格，他永遠告訴學生要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要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他從不灰心喪志，他有無窮無盡磅礴壯闊的大氣魄、大力量、大精神，縱身大時代當中，挽狂瀾於既倒，繼文化於斷絕，他的聲音、他的形象、他的風骨、他的神采，過去不曾消逝，現在也不會消逝，將來更不可能消逝，因為他會活在每一本經書，每一句經文之中，昂昂然獨立，昂昂然永存。 ●傳奇人物「毓老」——經學宗師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今年3月20日因心臟衰竭辭世，享年105歲；告別式將於4月10日下午2時假台北市第二殯儀館懷親廳舉行。 【2011/04/08 聯合報】@ http://udn.com/

錢穆逝世20周年／追思錢賓四先生

【聯合報╱金耀基】 2010.08.30 02:50 am


錢（穆）賓四先生逝世忽忽已二十年了，對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先賢，我有很深的懷念。賓四先生於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謝世，那時，我從歐洲開會後，剛抵紐約長子潤生家。我是從香港中大同事的9月1日傳真中得悉的。回港後，我寫了一篇〈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文字，文中，我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余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
我與錢先生的結識始於1977年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之時。是年七月，我專程去台北士林素書樓拜謁錢先生，雖是初晤，但一見如故，錢先生不多虛語，卻甚健談，他善於講，也善於聽，我與錢先生的第一次談話是很愉快的，辭別時，他一直送我到門外的庭園，還對我說我們有緣。此後，我每次返台，只要時間許可，一定去素書樓看望賓四先生，一談就是二三小時，每次造訪，錢夫人胡美琦女士都在，並親手煮茶，還為錢先生點菸；有許多次，錢先生與錢夫人要我留下午餐，我也因此了解到錢夫人的精緻烹調是如何關注到賓四先生的口味和健康。賓四先生晚年，特別是失明後十餘年，錢夫人胡美琦女士無疑是他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
錢賓四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1949年南來香港後，新亞書院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他不止創建新亞，還擔任新亞校長十五年之久。新亞師生、校友對錢先生的感念是極深遠的。我接掌新亞後，新亞同仁為感念錢先生對學術與書院的貢獻，特設立一個以錢先生之名命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這個永久性的講座下，定期邀請世界範圍內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來新亞講學，希望透過講座講者的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萬戶之豐貌。
新亞此一構思，有幸得到錢先生的首肯，並稱許是「一偉大之構想」，最令新亞師生、校友興奮的是，1978年八三歲高齡，雙目幾近失明的賓四先生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從台灣越洋來港，為講座作第一個講者。先生開講之日，中大師生、校友、市民千餘人蜂擁而至，成為香港學術文化界之盛事。翌年講座的講者是研究中國科技史，享譽世界的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賓四先生伉儷應新亞之邀從台灣來港，這兩位中西方的學術巨人，在新亞雲起軒的酒會上，舉杯歡言，相互推許，實是中西學術史上一個美麗的鏡頭。
這個講座設立迄今已三十二年。去歲新亞書院創校六十周年，有多項慶祝活動。中大的出版社甘琦女士認為「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歷年出版的「演講集」，有多種絕市有年，欲求者已不可得，故計畫把「講座」的一冊冊單行本的演講集，以叢書系列形式再版問世，並盼我這個新亞老院長（我自1985年辭卸新亞院長之責已二十四年，從中文大學退休亦已六年矣）為叢書系列作一總序。我因思及講座與我的一段緣分，遂欣然應命。因寫此序，不由得又想起賓四先生生前種種，不由得又追念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前賢的言行風範。日前，接到台北市文化局陳則明女士來函，知道台北市文化局、東吳大學與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於今年八月舉辦「錢賓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追思會」，要我撰寫一篇文字，我即表示希望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總序〉一文收錄於《錢賓四先生逝世20周年追思會暨紀念活動手冊》中，作為我對錢（穆）賓四先生的追思，我想錢先生會高興知道他謝世後，這個以他名字命名的講座二十年來的發展的。
【2010/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錢穆逝世20周年／心香一瓣－悼賓四先生

【聯合報╱許倬雲】 2010.08.29 03:11 am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有能繼續發展。1949年逃亡香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奉安馬山，葉落歸根。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2010/08/29 聯合報】@ http://udn.com/

錢穆逝世20周年 百感交集20年

【聯合報╱錢胡美琦】 2010.08.27 05:07 am


民國79年6月1日一代大儒錢穆被迫搬離居住二十二年的素書樓，不久之後，於8月30日溘然長逝。
錢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將屆，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價值崩毀，「素書樓事件」可謂影響深遠、極具代表性的一道分水嶺。
本文為錢穆遺孀錢胡美琦女士二十年來首度公開細說素書樓建造始末，及對錢穆先生無盡的思念。（編者）


搬出素書樓已經二十年了，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無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靜。在我搬出素書樓時，曾對自己立下決心，一定要把素書樓興建的前因後果，以及我們夫婦住進後對素書樓的照顧，詳細寫出，向社會討一公道。但是每一想到素書樓，千百件往事湧上心來，令我百感交集。有許多事，也許現在還不便直說，就如素書樓紀念館的成立，種種經過，恐怕仍以暫時不公開說明為宜。至於我個人對此事的憤慨，更不宜現在對外表達，這一切只能留待以後再說。
外子自十八歲為小學教師以來，未變職業，對此罪名，不得不有所辯白，更何況事涉故世的兩位總統，默而不語，不啻承認兩位總統當年所為，純為私情，同屬非法。
民國56年，香港情況不安，我們決定回台定居，謀建一家，以求終老，並預為新居定名「素書樓」，我們商定自畫的新宅草圖，有兩特點：一是樓上一長廊，可供沉思與散步；一是書櫃特別多，都是從底到頂。至於房子本身，只是一單排，沒有前後房。樓下只一客房、一客飯兼用的廳。樓上一書房，一臥室，一小書庫，僅此而已。
當時透過朋友幫忙，找到一處靠近東吳大學的預留墳地，朋友說：「如不忌諱，價格便宜，手續簡便。」水、電、電話可以和東吳大學協商，從學校接撥。最困難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我們便急急進行建築事。為了節省財力，由家兄胡美璜，介紹他手下一年輕工程師負責一切。兩日後，我們陪同家兄及工程師前去看地。由家兄決定地界，劃定房子位置，就在原有樹下建一小樓，不築圍牆，以節省費用。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們決定返港搬遷。就在我們動身前兩天，經國先生銜命來訪，表示老總統得知賓四準備在台建造家宅，認為應由公家負責。賓四告以一切已準備妥當，請代報告並致謝。臨別時，經國先生再三說，總統是很有誠意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當時賓四並沒有接受。我們返港整裝，於十月正式遷台。抵台後，方知就在返台幾天前，經國先生直接命家兄將屋子設計圖呈上，並囑他不要過問，此外什麼也沒說。事已至此，也就無從推辭，素書樓就由政府興建完成。

國家元首敬禮下士，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精神，屬公非屬私。士人接受政府禮遇，也為社會佳話，非僅個人的光榮。素書樓既屬政府賓館，土地的借用，應屬政府間事，與居住的賓客扯不上關係。當時台北市某議員認為賓四未與市府簽租約是「非法」，我們認為以百姓身分私人向市府借屋租屋，皆不合「禮」。中國一「禮」字，包有「情」「理」「法」三項，不合禮，亦即不情非法。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可以為國「賓」，為君「師」，但不可做社會一刁民。賓四是否夠資格接受政府的禮遇，社會自有公論，不是我這個遺屬所敢妄論。
「素書樓」本該在賓四百年後，給社會留一美好故事，卻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犧牲。民國79年六月，我們遷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書樓。僅止三個月，外子賓四竟無言而去。留給我無盡的悲痛，也留給我許多未了的責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不幸成為「台灣式民主」的祭品，一個已九十四歲的老人，二十年來過的是隱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會一罪人，沒有辯解的餘地。賓四生前對此事，本囑我得空時向社會作一交代。我原準備把家搬定後動筆，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當時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筆，往事如千軍萬馬般湧上心來，平添更多悲憤，因而遲遲寫不成篇。
搬家前，賓四當時正在病中，我不敢詳告，有天夜裡，我獨自坐在廊上，賓四忽然起床走來對我說：「要是我再年輕幾歲，寧可到國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現在已經太老了。」緊接著一聲長嘆。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有一句話要交代你，將來千萬不要把我留在這裡。」又是一聲長嘆。我的淚水隨著他的長嘆而長流，我為他感到無限辛酸。我對賓四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那天我們夫婦談到半夜，賓四稱讚我所說的話是得道之言。
今天的人生越來越不重情義，人生也越來越無趣味。想到這些，怎能不令人感傷。自從我們要遷出素書樓，報上就有素書樓將建紀念館之說。站在遺屬的立場，自是樂觀其成。然而每一想到搬家前兩年的種種經過，真如噩夢一場，至今我尚無法從噩夢中完全清醒過來。今天「台灣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雖守法，也難保自身的安全。所謂的「民主政治」，成了無軌的車，可以任意橫行。在經歷了一連串椎心的痛苦後，我不得不加倍地謹慎小心，再不能讓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傷害了。對於今天的我來說，餘生的意義也僅在此。
在我們遷離素書樓時，我曾寫了一份清單，把我們入住後，對房屋園子的加建、修建等種種情況，一一說明。移交房子時，這份清單也一併交給了總統府派來接收的人員。民國81年1月7日，素書樓紀念館成立，那是我將素書樓歸還政府一年七個月後，第一次重踏進這個地方，景物不再，人事全非。

賓四生前曾以終生做一教師為榮。他辦教育，主張「為學」與「做人」兩者絕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為終生努力的目標。做一個學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要做一個篤實信守中國自己傳統文化的學人，其心靈之孤單寂寞，更是難以述說。學術乃千古事，賓四生前自信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可以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百年後自有公論。然而對一個人品格的汙衊，在今天這樣是非黑白混淆不清的社會，是經不起時間的拖延。政府成立素書樓紀念館，特以賓四名字來命名，可以說肯定了賓四的為學，又肯定了賓四的為人。在素書樓紀念館籌備的過程中，對有關一切具體計畫及設施方面，我不敢擅自提出任何主張。賓四生前嚴守公私之分，今天以我的立場，自應謹守先夫素志。
賓四去世已二十年，二十年當中，台北市政府僅在紀念館封館整修完畢，民國91年（2002）三月重新開館時，公開澄清賓四未霸占公產，還賓四清白。賓四已逝，馬市長的道歉，平添我心中無限的感慨。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
民國55年（1966），中國大陸忽然暴發了「文化大革命」，各學校完全陷於停頓狀態，香港人心震撼。賓四十分擔憂將來大陸中小學文史教師要後繼無人了。他那時已辭職隱居在家，全力在準備寫《朱子新學案》。我們住在九龍沙田郊區山上，和風台五號的樓房，有一大長廊，面對海灣，景色幽靜。他日夜在那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語不發，這樣持續了一兩個月。他說他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危機？有一天，忽然說想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以挽救文化中斷危機。民國60年（1971），《朱子新學案》完成後，賓四一再想重拾此計畫，困於經費，無法展開工作。賓四晚年有時常會提起以前所想要做的一些計畫，就不免要感嘆經濟的壓力。民國72年（1983），賓四《八十憶雙親》一書出版。寫這書時，他雙目已不能見字。我辭去文化大學兼課，幫忙抄稿改稿，我們夫妻足足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他這本自傳。此書僅換來十五萬台幣稿費。我心中十分感慨，實在不忍心把這筆錢用在日常生活上，於是決定從這筆稿費開始，以後凡有稿費收入皆另作集存，以備另派用途。過了幾年，忽見報上登載一消息，政府考慮將創辦基金會的經費，從一百萬台幣提高到一千萬。那時我們只積了六十餘萬稿費，於是急急湊足數目，在賓四去世的前一年，民國78年（1989）五月，申請成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當時只是想用基金會名義存款，可以限止自己不能隨便動用。賓四晚年多病，又正忙於整理舊稿，生活緊張，根本無暇想及基金會成立以後該如何。當年基金會取名「素書樓」，那只是因為賓四晚年雙目不明，所有活動多在樓上，我們的談話也都在樓廊上進行的。我們基金會受經費之困，從董事長起，全部是義工，連車馬費也得自掏腰包，但基金會為完成賓四心願，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不會因經費之困而停止。賓四晚年，常談及現在青年對中國自己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漸低落，非常值得憂心。因此我遵照賓四生前的意願，由基金會出版「小論叢」，讓年輕人可以透過「小論叢」來了解中華傳統文化。（上）
【2010/08/27 聯合報】@ http://udn.com/

寧摘桂冠換自由 國學大師季羨林病逝

【聯合報╱記者藍孝威／台北報導】2009/07/12

中國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昨天上午九點因心臟病突發病逝北京，享壽九十八歲。

季羨林生於一九一一年，和中華民國同年誕生。高中畢業參加高考，雖然第一志願是清大數學系，但數學只考了四分，後來攻讀西洋文學系。清大畢業後，一九三五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獲哲學博士學位，因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住了十年。

留德遇紅粉知己

季羨林曾說，他生命中有三位重要的女性：第一位是他母親，他六歲離開母親身邊，母親過世時也不能隨侍在側，「是心中永遠的痛」。第二位是一九二九年結婚的彭德華。彭德華只有小學學歷，兩人因媒妁之言結婚，婚後相敬如賓，育有一子一女。

第三位是德國女子伊姆加德，是季羨林到德國留學時邂逅，兩人心靈契合，但因季羨林已婚，後來他回大陸，女方終身未嫁。

一九九九年，季羨林以八十八歲高齡，應聖嚴法師之邀赴台訪問，他特別去拜謁胡適陵墓。季、胡兩人一九四八年北平淪陷前夕道別，當時胡適是北大校長。五十年後再見，胡適已成一坏黃土。

季羡林在大陸受到學界尊崇，被冠以「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等三項桂冠，他在「病榻雜記」書中，力辭這三頂頭銜，他說：「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他說，「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快人快語留名句

季羨林的快人快語，留下許多名句。

例如，他談及老年人有十大禁忌，包括：話說太多、倚老賣老、好提當年勇等。此外，學者們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但他覺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辯愈糊塗」。

季羨林晚年因為身體欠佳，長住醫院療養，中共總理溫家寶曾五次探望。就在去年，發生各界矚目的字畫被盜賣事件。

字畫盜賣羅生門

季羨林晚年將個人珍藏字畫文物捐給北大，被爆料有人偷這些字畫流入拍賣市場，季羨林親口證實確有其事，但北大否認發生季老藏品外流的情況。

當時，季羨林獨子、七十三歲的季承突然現身，指控北大十三年來阻撓他們父子相見，有如「軟禁」季羨林；北大則透過媒體放話，指季承想爭奪財產，主導「字畫門」鬧劇，全案如羅生門。

一代國學大師，夾在學校和親子之間，爭議焦點是他的財產、收藏，季羨林情何以堪？昨天季老故去，一切恩怨也就隨風而逝。

【2009/07/12 聯合報】

季羨林北大故居 珍品遭洗劫

【聯合報╱記者鄭惠元／綜合報導】

2009.12.21 07:58 am

已故的大陸「國學泰斗」季羨林北大故居，日前遭竊。屋內值錢物品被洗劫一空，市價可能上百萬人民幣。大陸警方昨日稱，已收到相關報案，並已派員處理。

此一消息，是由季羨林的關門弟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於前日在其部落格中披露。而稍晚季羨林之子季承亦證實。

錢文忠在部落格中寫到，十二月十六日當日，季羨林大師已故秘書李錚之子李小軍陪同季承前往北京大學朗潤園十三公寓，準備整理房間時，發現陽台玻璃被人擊碎，房內狼藉一片，許多珍品不翼而飛。

季承在接受採訪時，指著曾經裝著廿四史的木箱說，他們把箱子打開，把書都搬走了，還把木蓋重新蓋上，恢復原樣。除了書籍外，屋內掛在牆上若干張父親的照片、書櫃上擺的五尊父親半身銅像，都不見了。

據統計，此次丟失的古籍共有一百六十一種。其中，有明確數目的線裝書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一冊，此外還有嘉慶殿本全唐文四大箱和全套二十四史，丟失書籍總數將近五千冊。

特別的是，這次盜竊是發生在北京大學的校園裡，而盜竊的金額之大、規模之鉅，前所未聞。季承說，這場盜竊案不可能是一人所為，至少有五、六個人共同策劃完成。

季羨林大師於今年七月辭世，但早在季羨林去世前，關於其遺產的分配引起波瀾。他的遺產包括收藏品、稿費等，估計市價是天文數字，因此引起各方人馬的覬覦。包括季羨林的兒子、徒弟、秘書，甚至北大校方也被牽扯在內。

季承更意有所指的說，「我相信事情背後有相關的一系列人，這些人總是要跳出來的。」

【2009/12/21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