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陳柔縉】 2010.05.06 02:00 am
台北市地價節節翻騰，一坪百萬、三百萬，喊得那麼響亮，想像不到台北土地還有沒千沒萬的歲月。
100年前 五顆蛋買一坪
不要說一坪地沒千圓、沒萬圓，一百多年前，一坪貼著台北城門外的地連「一圓」的邊都沾不上。1896年，日本統治台灣第二年，城內往熱鬧的艋舺必經新起街（今長沙街一帶），一家物產會社在這邊買地，一坪才十錢，也就是一角，一圓的十分之一而已。當時，兩顆蛋要四錢，一坪地恰恰跟五顆蛋等值。
1910年代，大稻埕有個響噹噹的名廚，叫林聚光，店號也瀟灑，叫「春風得意樓」。依報載，日本閑院宮載仁親王二度來台，總督想在官邸辦中式料理晚宴以饗貴客，特派官員到大稻埕查訪，「遂命該樓主林聚光措餚」，進官邸掌廚。
95年前 60盒糖買一坪
1915年，這位餐廳老闆登報要賣地，大約是為了擴大營業，因前一年賣地，隔年春風得意樓就遷往更大的新店去了。林聚光要賣的土地有兩筆，「詔安厝街神社大路邊」（今中山捷運站南邊一帶）和「三板橋大竹圍」（林森北路和南京東路一帶），約七千坪。這個現在看起來讓人流口水的地點和面積，95年前，一坪才賣三圓。當時，和現在長相一模一樣的森永牛奶糖，小盒裝一盒賣五錢，換言之，60小盒牛奶糖就能換得今天台北精華地段的一坪土地。
1920年代中期開始，京町（北門到衡陽路之間的博愛路兩邊）商家一起改建，街景脫胎換骨，充滿新風華，現在博愛路的三層樓舊房都是當年遺留。附近的榮町（衡陽路兩側）和本町（重慶南路一段沿邊）的地價，原本一坪都比京町貴個二十到五十圓不等，改建話題發酵，1928年，突然從原先一百多圓的市價中，竄出一坪三百圓的成交新天價。報紙驚嘆「臺灣第一高價」，其實這也是日本時代台北地價的最高峰。
73年前 月薪可買一坪
就像現在捷運帶動房市一樣，日本時代的交通新建設也藏著激揚地價的動能。現在的汀州路，以前是萬華到新店的鐵道，1921年開通，台灣人多從萬華上車，日本人多自螢橋上車，搭這條鐵道到新店遊樂。短短一年之間，新店地價就被鐵道帶著衝，從一坪一圓飆到十圓，翻漲十倍。1925年，臺北橋開通在即，對岸三重那邊的砂地，也是從六圓漲到二十圓一坪。
現今豪宅帝寶斜對面的幸安國小，以前叫「幸小學校」，專給日本小孩就讀。學校後方，1937年推出大型的住宅地案「日梉出村」，每一單位80到120坪不等，一坪才21圓。當時許多職業月薪已到二、三十圓，牧師甚至有五十圓，如果當時有點置產概念，相對於今，價格可真是友善。
錢夠時，觀念不到位；有觀念時，戶頭卻總是少好幾個零，這或許就是台北平民追逐地產的「百年遺憾」。 （作者為作家）
【2010/05/06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1年1月16日 星期日
陳柔縉：台灣人的「上海路」
【聯合報╱陳柔縉】 2010.06.26 03:10 am
六月中，台北松山機場開始直航上海虹橋機場，刷新了台灣人前往上海的方式。
從十九世紀到日本時代結束，台灣和上海之間的通道全由水路。
據一九○五年報紙記載，一八八五年，也就是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那年，清廷在台政府派人到德國買了兩艘船，「開通上海臺灣航路」。有了路，接觸跟著就來了；上海的「申報」隨即派遣一位通信員，長駐台北賣報。衙門的官員因此有中文報紙可看，瞭解中外情形。
到了日治時期，松山機場於一九三○年代雖然已有民航機起降，但只飛沖繩和福岡，台灣人到上海，還是唯搭船一途。日本時代最早開往上海的定期輪叫「撫順 丸」，一九一一年四月五日首航。出發地點非一般熟悉的基隆港，而是打狗（高雄）碼頭。台灣南部產糖，撫順丸首航載的貨，五百包龍眼肉之外，就統統是糖，一 萬五千多擔幾乎全在上海卸下，只有少少的兩百七十擔配送漢口，可見有船從打狗到上海，無疑打通台糖輸往上海的一條大路。
一九一○年代之後，台灣人到上海，可搭各種大小輪船，但多非直航。常常都是先到福州，再往北停靠上海，最後到大連，才走完整個航程。
這條航路屬北中國線，跟到廈門，南轉汕頭、廣州的南中國線不同，兩者不相重疊，各走各的。一九三一年，中華民國在日本帝國的台北設總領事館，第一任總領事林紹楠從上海搭船來台履新，就是先經福州，再到基隆。
前年，我訪問了松山的老醫生余錫乾，他年輕時，在滿洲唸醫科大學，也在那裡開醫院。一九四二年，經人媒妁，余太太要去長春與他成婚，也是搭福州、上海到大 連這一輪船航線。余太太出發前，老丈人的朋友、三陽工業創辦人黃繼俊送她哨子、紅布和人蔘等三樣東西。余老醫師說，黃繼俊過橋都會拿拐杖敲一敲，個性穩重 小心，所以，三件禮物送得各有其道理；萬一不幸發生船難而落海，哨子可以求救，紅布可以嚇走沙魚，口含人參則能保存體力，等待救援。那時正值戰爭，前往上 海的航路上增添了許多恐怖氣壓。
日本時代，也有許多人不像余太太那樣走法到上海。當時制度很詭怪，從日本到中國，不需簽證或護照，到了中國，行動也很自由。但是從台灣到中國，就需申請 「渡支旅行券」，到了中國，那邊的日本領事館且看得很緊。於是，一九二五年，前副總統謝東閔中學未畢業，想回「祖國升學」，決定到中國第一大城市看看，他 是先搭往日本的船，抵九州門司港，上岸轉乘火車到長崎，再從長崎搭客輪直達上海。一九二三年，台灣共產黨奇女子謝雪紅也是這樣迂迴一圈，才到了上海。
捨近求遠，只為換得自由空氣，這樣一條台灣人走出來的「上海路」，毋寧是殖民時代的特殊產物。
（作者為作家）
【2010/06/26 聯合報】@ http://udn.com/
六月中，台北松山機場開始直航上海虹橋機場，刷新了台灣人前往上海的方式。
從十九世紀到日本時代結束，台灣和上海之間的通道全由水路。
據一九○五年報紙記載，一八八五年，也就是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那年，清廷在台政府派人到德國買了兩艘船，「開通上海臺灣航路」。有了路，接觸跟著就來了；上海的「申報」隨即派遣一位通信員，長駐台北賣報。衙門的官員因此有中文報紙可看，瞭解中外情形。
到了日治時期，松山機場於一九三○年代雖然已有民航機起降，但只飛沖繩和福岡，台灣人到上海，還是唯搭船一途。日本時代最早開往上海的定期輪叫「撫順 丸」，一九一一年四月五日首航。出發地點非一般熟悉的基隆港，而是打狗（高雄）碼頭。台灣南部產糖，撫順丸首航載的貨，五百包龍眼肉之外，就統統是糖，一 萬五千多擔幾乎全在上海卸下，只有少少的兩百七十擔配送漢口，可見有船從打狗到上海，無疑打通台糖輸往上海的一條大路。
一九一○年代之後，台灣人到上海，可搭各種大小輪船，但多非直航。常常都是先到福州，再往北停靠上海，最後到大連，才走完整個航程。
這條航路屬北中國線，跟到廈門，南轉汕頭、廣州的南中國線不同，兩者不相重疊，各走各的。一九三一年，中華民國在日本帝國的台北設總領事館，第一任總領事林紹楠從上海搭船來台履新，就是先經福州，再到基隆。
前年，我訪問了松山的老醫生余錫乾，他年輕時，在滿洲唸醫科大學，也在那裡開醫院。一九四二年，經人媒妁，余太太要去長春與他成婚，也是搭福州、上海到大 連這一輪船航線。余太太出發前，老丈人的朋友、三陽工業創辦人黃繼俊送她哨子、紅布和人蔘等三樣東西。余老醫師說，黃繼俊過橋都會拿拐杖敲一敲，個性穩重 小心，所以，三件禮物送得各有其道理；萬一不幸發生船難而落海，哨子可以求救，紅布可以嚇走沙魚，口含人參則能保存體力，等待救援。那時正值戰爭，前往上 海的航路上增添了許多恐怖氣壓。
日本時代，也有許多人不像余太太那樣走法到上海。當時制度很詭怪，從日本到中國，不需簽證或護照，到了中國，行動也很自由。但是從台灣到中國，就需申請 「渡支旅行券」，到了中國，那邊的日本領事館且看得很緊。於是，一九二五年，前副總統謝東閔中學未畢業，想回「祖國升學」，決定到中國第一大城市看看，他 是先搭往日本的船，抵九州門司港，上岸轉乘火車到長崎，再從長崎搭客輪直達上海。一九二三年，台灣共產黨奇女子謝雪紅也是這樣迂迴一圈，才到了上海。
捨近求遠，只為換得自由空氣，這樣一條台灣人走出來的「上海路」，毋寧是殖民時代的特殊產物。
（作者為作家）
【2010/06/26 聯合報】@ http://udn.com/
陳柔縉：台北動物園 一頁台灣史
【聯合報╱陳柔縉】 2010.03.01 02:37 am
虎年燈節，虎燈光芒眩目，讓人幾乎忘記台灣自古無虎，唯有去動物園，才能一睹牠的廬山真面目。
台北市立動物園在日本時代就有了，最初由一位馬戲團團長所創辦。
十九世紀後期到廿世紀初期，馬戲團是東亞地區的重要娛樂之一，大小馬戲團到處搭棚巡迴。一九一三年末，片山竹五郎率領七十幾個人的「大竹娘曲馬團」來台，先在新起街市場（今西門町紅樓劇場）演出一九一四年元旦的檔期，之後再下台中和台南。片山團長的曲馬團以馬術為主，有三匹馬綁在一起，上站兩人，兩人共挑竹竿，上頭再站一個人之類的特技，也有大象的表演，他對動物本不陌生。
片山的曲馬團此番來台，便另外帶了三種稀奇的動物，大蛇、大鱷魚和大棕熊，新年開始，放在艋舺媽祖宮口街（今西園路和貴陽街一帶）供人觀賞。半個月後，大蛇暴斃，片山把死蛇泡在藥水裡，連帶棕熊送給博物館。
二月初，片山竹五郎又從南洋買來猩猩，不敢再開放供覽，準備好好培育一下。據報載，片山喜歡飼育動物，他發現台灣氣候溫暖，養動物的可能性和趣味性高出許多。在日本，他養的猩猩未曾存活超過三個月，動輒死於運送的船內或上陸幾天即夭折。可能養動物的興致愈濃，隔月，片山竹五郎向日本購買各種珍鳥猛獸，籌設起動物園來了。
不知道是片山做事有效率，還是百年前的海運能力超過想像，兩個月不到的時間，片山買來義大利的孔雀、澳洲的袋鼠和駝鳥，錫蘭的火喰鳥和印度蛇等十幾種動物，四月五日就在圓山開園了。園內鸚鵡，既會學狗叫，也會講日語「歐多桑」和「歐卡桑」，也就是叫爸爸和媽媽，為動物園帶來新鮮趣味。
兩年後，官廳接手片山草創的動物園，直到日本時代末期，圓山動物園一直是台北市民主要休閒去處。前輩小說家呂赫若就曾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日記寫道，酷熱的禮拜天，「一早無聊發呆，午前十點，趕快帶四個孩子去動物園玩，很久沒去了，很有趣。」航運鉅子張榮發也曾自述，在基隆唸小學時，老師曾帶到圓山動物園玩，前一晚他興奮睡不著，恨不得早晨快來；雖然花了大半天時間搭火車到圓山，只剩半天可玩，依然十分快樂滿足。
動物園起源於馬戲團團主片山竹五郎，但目前台北市立動物園正式記載仍誤做「大江氏」，意即一位姓大江的日本人。一九一○年代動物園確實有位資深的養育主任大江常四郎，一九二○年還出差去新加坡買老虎，病逝於當地，可說為了早期動物園鞠躬盡瘁，但他終究不是台北動物園的創始人。
日本時代，民間日本人引入許多新元素，轉變了台灣社會生活的面貌。如果略過日本人民在台歷史，一張張台灣史頁也將留下許多破洞。片山竹五郎之於動物園史是一例，應該細究的。
（作者為作家）
【2010/02/28 聯合報】@ http://udn.com/
虎年燈節，虎燈光芒眩目，讓人幾乎忘記台灣自古無虎，唯有去動物園，才能一睹牠的廬山真面目。
台北市立動物園在日本時代就有了，最初由一位馬戲團團長所創辦。
十九世紀後期到廿世紀初期，馬戲團是東亞地區的重要娛樂之一，大小馬戲團到處搭棚巡迴。一九一三年末，片山竹五郎率領七十幾個人的「大竹娘曲馬團」來台，先在新起街市場（今西門町紅樓劇場）演出一九一四年元旦的檔期，之後再下台中和台南。片山團長的曲馬團以馬術為主，有三匹馬綁在一起，上站兩人，兩人共挑竹竿，上頭再站一個人之類的特技，也有大象的表演，他對動物本不陌生。
片山的曲馬團此番來台，便另外帶了三種稀奇的動物，大蛇、大鱷魚和大棕熊，新年開始，放在艋舺媽祖宮口街（今西園路和貴陽街一帶）供人觀賞。半個月後，大蛇暴斃，片山把死蛇泡在藥水裡，連帶棕熊送給博物館。
二月初，片山竹五郎又從南洋買來猩猩，不敢再開放供覽，準備好好培育一下。據報載，片山喜歡飼育動物，他發現台灣氣候溫暖，養動物的可能性和趣味性高出許多。在日本，他養的猩猩未曾存活超過三個月，動輒死於運送的船內或上陸幾天即夭折。可能養動物的興致愈濃，隔月，片山竹五郎向日本購買各種珍鳥猛獸，籌設起動物園來了。
不知道是片山做事有效率，還是百年前的海運能力超過想像，兩個月不到的時間，片山買來義大利的孔雀、澳洲的袋鼠和駝鳥，錫蘭的火喰鳥和印度蛇等十幾種動物，四月五日就在圓山開園了。園內鸚鵡，既會學狗叫，也會講日語「歐多桑」和「歐卡桑」，也就是叫爸爸和媽媽，為動物園帶來新鮮趣味。
兩年後，官廳接手片山草創的動物園，直到日本時代末期，圓山動物園一直是台北市民主要休閒去處。前輩小說家呂赫若就曾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日記寫道，酷熱的禮拜天，「一早無聊發呆，午前十點，趕快帶四個孩子去動物園玩，很久沒去了，很有趣。」航運鉅子張榮發也曾自述，在基隆唸小學時，老師曾帶到圓山動物園玩，前一晚他興奮睡不著，恨不得早晨快來；雖然花了大半天時間搭火車到圓山，只剩半天可玩，依然十分快樂滿足。
動物園起源於馬戲團團主片山竹五郎，但目前台北市立動物園正式記載仍誤做「大江氏」，意即一位姓大江的日本人。一九一○年代動物園確實有位資深的養育主任大江常四郎，一九二○年還出差去新加坡買老虎，病逝於當地，可說為了早期動物園鞠躬盡瘁，但他終究不是台北動物園的創始人。
日本時代，民間日本人引入許多新元素，轉變了台灣社會生活的面貌。如果略過日本人民在台歷史，一張張台灣史頁也將留下許多破洞。片山竹五郎之於動物園史是一例，應該細究的。
（作者為作家）
【2010/02/28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錢穆逝世20周年／追思錢賓四先生
【聯合報╱金耀基】 2010.08.30 02:50 am
錢（穆）賓四先生逝世忽忽已二十年了，對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先賢，我有很深的懷念。賓四先生於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謝世，那時，我從歐洲開會後，剛抵紐約長子潤生家。我是從香港中大同事的9月1日傳真中得悉的。回港後，我寫了一篇〈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文字，文中，我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余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
我與錢先生的結識始於1977年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之時。是年七月，我專程去台北士林素書樓拜謁錢先生，雖是初晤，但一見如故，錢先生不多虛語，卻甚健談，他善於講，也善於聽，我與錢先生的第一次談話是很愉快的，辭別時，他一直送我到門外的庭園，還對我說我們有緣。此後，我每次返台，只要時間許可，一定去素書樓看望賓四先生，一談就是二三小時，每次造訪，錢夫人胡美琦女士都在，並親手煮茶，還為錢先生點菸；有許多次，錢先生與錢夫人要我留下午餐，我也因此了解到錢夫人的精緻烹調是如何關注到賓四先生的口味和健康。賓四先生晚年，特別是失明後十餘年，錢夫人胡美琦女士無疑是他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
錢賓四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1949年南來香港後，新亞書院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他不止創建新亞，還擔任新亞校長十五年之久。新亞師生、校友對錢先生的感念是極深遠的。我接掌新亞後，新亞同仁為感念錢先生對學術與書院的貢獻，特設立一個以錢先生之名命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這個永久性的講座下，定期邀請世界範圍內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來新亞講學，希望透過講座講者的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萬戶之豐貌。
新亞此一構思，有幸得到錢先生的首肯，並稱許是「一偉大之構想」，最令新亞師生、校友興奮的是，1978年八三歲高齡，雙目幾近失明的賓四先生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從台灣越洋來港，為講座作第一個講者。先生開講之日，中大師生、校友、市民千餘人蜂擁而至，成為香港學術文化界之盛事。翌年講座的講者是研究中國科技史，享譽世界的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賓四先生伉儷應新亞之邀從台灣來港，這兩位中西方的學術巨人，在新亞雲起軒的酒會上，舉杯歡言，相互推許，實是中西學術史上一個美麗的鏡頭。
這個講座設立迄今已三十二年。去歲新亞書院創校六十周年，有多項慶祝活動。中大的出版社甘琦女士認為「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歷年出版的「演講集」，有多種絕市有年，欲求者已不可得，故計畫把「講座」的一冊冊單行本的演講集，以叢書系列形式再版問世，並盼我這個新亞老院長（我自1985年辭卸新亞院長之責已二十四年，從中文大學退休亦已六年矣）為叢書系列作一總序。我因思及講座與我的一段緣分，遂欣然應命。因寫此序，不由得又想起賓四先生生前種種，不由得又追念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前賢的言行風範。日前，接到台北市文化局陳則明女士來函，知道台北市文化局、東吳大學與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於今年八月舉辦「錢賓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追思會」，要我撰寫一篇文字，我即表示希望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總序〉一文收錄於《錢賓四先生逝世20周年追思會暨紀念活動手冊》中，作為我對錢（穆）賓四先生的追思，我想錢先生會高興知道他謝世後，這個以他名字命名的講座二十年來的發展的。
【2010/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錢（穆）賓四先生逝世忽忽已二十年了，對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先賢，我有很深的懷念。賓四先生於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謝世，那時，我從歐洲開會後，剛抵紐約長子潤生家。我是從香港中大同事的9月1日傳真中得悉的。回港後，我寫了一篇〈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文字，文中，我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余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
我與錢先生的結識始於1977年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之時。是年七月，我專程去台北士林素書樓拜謁錢先生，雖是初晤，但一見如故，錢先生不多虛語，卻甚健談，他善於講，也善於聽，我與錢先生的第一次談話是很愉快的，辭別時，他一直送我到門外的庭園，還對我說我們有緣。此後，我每次返台，只要時間許可，一定去素書樓看望賓四先生，一談就是二三小時，每次造訪，錢夫人胡美琦女士都在，並親手煮茶，還為錢先生點菸；有許多次，錢先生與錢夫人要我留下午餐，我也因此了解到錢夫人的精緻烹調是如何關注到賓四先生的口味和健康。賓四先生晚年，特別是失明後十餘年，錢夫人胡美琦女士無疑是他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
錢賓四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1949年南來香港後，新亞書院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他不止創建新亞，還擔任新亞校長十五年之久。新亞師生、校友對錢先生的感念是極深遠的。我接掌新亞後，新亞同仁為感念錢先生對學術與書院的貢獻，特設立一個以錢先生之名命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這個永久性的講座下，定期邀請世界範圍內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來新亞講學，希望透過講座講者的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萬戶之豐貌。
新亞此一構思，有幸得到錢先生的首肯，並稱許是「一偉大之構想」，最令新亞師生、校友興奮的是，1978年八三歲高齡，雙目幾近失明的賓四先生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從台灣越洋來港，為講座作第一個講者。先生開講之日，中大師生、校友、市民千餘人蜂擁而至，成為香港學術文化界之盛事。翌年講座的講者是研究中國科技史，享譽世界的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賓四先生伉儷應新亞之邀從台灣來港，這兩位中西方的學術巨人，在新亞雲起軒的酒會上，舉杯歡言，相互推許，實是中西學術史上一個美麗的鏡頭。
這個講座設立迄今已三十二年。去歲新亞書院創校六十周年，有多項慶祝活動。中大的出版社甘琦女士認為「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歷年出版的「演講集」，有多種絕市有年，欲求者已不可得，故計畫把「講座」的一冊冊單行本的演講集，以叢書系列形式再版問世，並盼我這個新亞老院長（我自1985年辭卸新亞院長之責已二十四年，從中文大學退休亦已六年矣）為叢書系列作一總序。我因思及講座與我的一段緣分，遂欣然應命。因寫此序，不由得又想起賓四先生生前種種，不由得又追念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前賢的言行風範。日前，接到台北市文化局陳則明女士來函，知道台北市文化局、東吳大學與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於今年八月舉辦「錢賓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追思會」，要我撰寫一篇文字，我即表示希望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系列總序〉一文收錄於《錢賓四先生逝世20周年追思會暨紀念活動手冊》中，作為我對錢（穆）賓四先生的追思，我想錢先生會高興知道他謝世後，這個以他名字命名的講座二十年來的發展的。
【2010/08/30 聯合報】@ http://udn.com/
錢穆逝世20周年／心香一瓣－悼賓四先生
【聯合報╱許倬雲】 2010.08.29 03:11 am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有能繼續發展。1949年逃亡香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奉安馬山，葉落歸根。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2010/08/29 聯合報】@ http://udn.com/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有能繼續發展。1949年逃亡香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奉安馬山，葉落歸根。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2010/08/29 聯合報】@ http://udn.com/
錢穆逝世20周年 百感交集20年
【聯合報╱錢胡美琦】 2010.08.27 05:07 am
民國79年6月1日一代大儒錢穆被迫搬離居住二十二年的素書樓，不久之後，於8月30日溘然長逝。
錢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將屆，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價值崩毀，「素書樓事件」可謂影響深遠、極具代表性的一道分水嶺。
本文為錢穆遺孀錢胡美琦女士二十年來首度公開細說素書樓建造始末，及對錢穆先生無盡的思念。（編者）
搬出素書樓已經二十年了，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無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靜。在我搬出素書樓時，曾對自己立下決心，一定要把素書樓興建的前因後果，以及我們夫婦住進後對素書樓的照顧，詳細寫出，向社會討一公道。但是每一想到素書樓，千百件往事湧上心來，令我百感交集。有許多事，也許現在還不便直說，就如素書樓紀念館的成立，種種經過，恐怕仍以暫時不公開說明為宜。至於我個人對此事的憤慨，更不宜現在對外表達，這一切只能留待以後再說。
外子自十八歲為小學教師以來，未變職業，對此罪名，不得不有所辯白，更何況事涉故世的兩位總統，默而不語，不啻承認兩位總統當年所為，純為私情，同屬非法。
民國56年，香港情況不安，我們決定回台定居，謀建一家，以求終老，並預為新居定名「素書樓」，我們商定自畫的新宅草圖，有兩特點：一是樓上一長廊，可供沉思與散步；一是書櫃特別多，都是從底到頂。至於房子本身，只是一單排，沒有前後房。樓下只一客房、一客飯兼用的廳。樓上一書房，一臥室，一小書庫，僅此而已。
當時透過朋友幫忙，找到一處靠近東吳大學的預留墳地，朋友說：「如不忌諱，價格便宜，手續簡便。」水、電、電話可以和東吳大學協商，從學校接撥。最困難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我們便急急進行建築事。為了節省財力，由家兄胡美璜，介紹他手下一年輕工程師負責一切。兩日後，我們陪同家兄及工程師前去看地。由家兄決定地界，劃定房子位置，就在原有樹下建一小樓，不築圍牆，以節省費用。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們決定返港搬遷。就在我們動身前兩天，經國先生銜命來訪，表示老總統得知賓四準備在台建造家宅，認為應由公家負責。賓四告以一切已準備妥當，請代報告並致謝。臨別時，經國先生再三說，總統是很有誠意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當時賓四並沒有接受。我們返港整裝，於十月正式遷台。抵台後，方知就在返台幾天前，經國先生直接命家兄將屋子設計圖呈上，並囑他不要過問，此外什麼也沒說。事已至此，也就無從推辭，素書樓就由政府興建完成。
國家元首敬禮下士，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精神，屬公非屬私。士人接受政府禮遇，也為社會佳話，非僅個人的光榮。素書樓既屬政府賓館，土地的借用，應屬政府間事，與居住的賓客扯不上關係。當時台北市某議員認為賓四未與市府簽租約是「非法」，我們認為以百姓身分私人向市府借屋租屋，皆不合「禮」。中國一「禮」字，包有「情」「理」「法」三項，不合禮，亦即不情非法。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可以為國「賓」，為君「師」，但不可做社會一刁民。賓四是否夠資格接受政府的禮遇，社會自有公論，不是我這個遺屬所敢妄論。
「素書樓」本該在賓四百年後，給社會留一美好故事，卻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犧牲。民國79年六月，我們遷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書樓。僅止三個月，外子賓四竟無言而去。留給我無盡的悲痛，也留給我許多未了的責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不幸成為「台灣式民主」的祭品，一個已九十四歲的老人，二十年來過的是隱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會一罪人，沒有辯解的餘地。賓四生前對此事，本囑我得空時向社會作一交代。我原準備把家搬定後動筆，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當時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筆，往事如千軍萬馬般湧上心來，平添更多悲憤，因而遲遲寫不成篇。
搬家前，賓四當時正在病中，我不敢詳告，有天夜裡，我獨自坐在廊上，賓四忽然起床走來對我說：「要是我再年輕幾歲，寧可到國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現在已經太老了。」緊接著一聲長嘆。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有一句話要交代你，將來千萬不要把我留在這裡。」又是一聲長嘆。我的淚水隨著他的長嘆而長流，我為他感到無限辛酸。我對賓四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那天我們夫婦談到半夜，賓四稱讚我所說的話是得道之言。
今天的人生越來越不重情義，人生也越來越無趣味。想到這些，怎能不令人感傷。自從我們要遷出素書樓，報上就有素書樓將建紀念館之說。站在遺屬的立場，自是樂觀其成。然而每一想到搬家前兩年的種種經過，真如噩夢一場，至今我尚無法從噩夢中完全清醒過來。今天「台灣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雖守法，也難保自身的安全。所謂的「民主政治」，成了無軌的車，可以任意橫行。在經歷了一連串椎心的痛苦後，我不得不加倍地謹慎小心，再不能讓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傷害了。對於今天的我來說，餘生的意義也僅在此。
在我們遷離素書樓時，我曾寫了一份清單，把我們入住後，對房屋園子的加建、修建等種種情況，一一說明。移交房子時，這份清單也一併交給了總統府派來接收的人員。民國81年1月7日，素書樓紀念館成立，那是我將素書樓歸還政府一年七個月後，第一次重踏進這個地方，景物不再，人事全非。
賓四生前曾以終生做一教師為榮。他辦教育，主張「為學」與「做人」兩者絕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為終生努力的目標。做一個學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要做一個篤實信守中國自己傳統文化的學人，其心靈之孤單寂寞，更是難以述說。學術乃千古事，賓四生前自信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可以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百年後自有公論。然而對一個人品格的汙衊，在今天這樣是非黑白混淆不清的社會，是經不起時間的拖延。政府成立素書樓紀念館，特以賓四名字來命名，可以說肯定了賓四的為學，又肯定了賓四的為人。在素書樓紀念館籌備的過程中，對有關一切具體計畫及設施方面，我不敢擅自提出任何主張。賓四生前嚴守公私之分，今天以我的立場，自應謹守先夫素志。
賓四去世已二十年，二十年當中，台北市政府僅在紀念館封館整修完畢，民國91年（2002）三月重新開館時，公開澄清賓四未霸占公產，還賓四清白。賓四已逝，馬市長的道歉，平添我心中無限的感慨。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
民國55年（1966），中國大陸忽然暴發了「文化大革命」，各學校完全陷於停頓狀態，香港人心震撼。賓四十分擔憂將來大陸中小學文史教師要後繼無人了。他那時已辭職隱居在家，全力在準備寫《朱子新學案》。我們住在九龍沙田郊區山上，和風台五號的樓房，有一大長廊，面對海灣，景色幽靜。他日夜在那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語不發，這樣持續了一兩個月。他說他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危機？有一天，忽然說想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以挽救文化中斷危機。民國60年（1971），《朱子新學案》完成後，賓四一再想重拾此計畫，困於經費，無法展開工作。賓四晚年有時常會提起以前所想要做的一些計畫，就不免要感嘆經濟的壓力。民國72年（1983），賓四《八十憶雙親》一書出版。寫這書時，他雙目已不能見字。我辭去文化大學兼課，幫忙抄稿改稿，我們夫妻足足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他這本自傳。此書僅換來十五萬台幣稿費。我心中十分感慨，實在不忍心把這筆錢用在日常生活上，於是決定從這筆稿費開始，以後凡有稿費收入皆另作集存，以備另派用途。過了幾年，忽見報上登載一消息，政府考慮將創辦基金會的經費，從一百萬台幣提高到一千萬。那時我們只積了六十餘萬稿費，於是急急湊足數目，在賓四去世的前一年，民國78年（1989）五月，申請成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當時只是想用基金會名義存款，可以限止自己不能隨便動用。賓四晚年多病，又正忙於整理舊稿，生活緊張，根本無暇想及基金會成立以後該如何。當年基金會取名「素書樓」，那只是因為賓四晚年雙目不明，所有活動多在樓上，我們的談話也都在樓廊上進行的。我們基金會受經費之困，從董事長起，全部是義工，連車馬費也得自掏腰包，但基金會為完成賓四心願，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不會因經費之困而停止。賓四晚年，常談及現在青年對中國自己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漸低落，非常值得憂心。因此我遵照賓四生前的意願，由基金會出版「小論叢」，讓年輕人可以透過「小論叢」來了解中華傳統文化。（上）
【2010/08/27 聯合報】@ http://udn.com/
民國79年6月1日一代大儒錢穆被迫搬離居住二十二年的素書樓，不久之後，於8月30日溘然長逝。
錢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將屆，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價值崩毀，「素書樓事件」可謂影響深遠、極具代表性的一道分水嶺。
本文為錢穆遺孀錢胡美琦女士二十年來首度公開細說素書樓建造始末，及對錢穆先生無盡的思念。（編者）
搬出素書樓已經二十年了，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無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靜。在我搬出素書樓時，曾對自己立下決心，一定要把素書樓興建的前因後果，以及我們夫婦住進後對素書樓的照顧，詳細寫出，向社會討一公道。但是每一想到素書樓，千百件往事湧上心來，令我百感交集。有許多事，也許現在還不便直說，就如素書樓紀念館的成立，種種經過，恐怕仍以暫時不公開說明為宜。至於我個人對此事的憤慨，更不宜現在對外表達，這一切只能留待以後再說。
外子自十八歲為小學教師以來，未變職業，對此罪名，不得不有所辯白，更何況事涉故世的兩位總統，默而不語，不啻承認兩位總統當年所為，純為私情，同屬非法。
民國56年，香港情況不安，我們決定回台定居，謀建一家，以求終老，並預為新居定名「素書樓」，我們商定自畫的新宅草圖，有兩特點：一是樓上一長廊，可供沉思與散步；一是書櫃特別多，都是從底到頂。至於房子本身，只是一單排，沒有前後房。樓下只一客房、一客飯兼用的廳。樓上一書房，一臥室，一小書庫，僅此而已。
當時透過朋友幫忙，找到一處靠近東吳大學的預留墳地，朋友說：「如不忌諱，價格便宜，手續簡便。」水、電、電話可以和東吳大學協商，從學校接撥。最困難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我們便急急進行建築事。為了節省財力，由家兄胡美璜，介紹他手下一年輕工程師負責一切。兩日後，我們陪同家兄及工程師前去看地。由家兄決定地界，劃定房子位置，就在原有樹下建一小樓，不築圍牆，以節省費用。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們決定返港搬遷。就在我們動身前兩天，經國先生銜命來訪，表示老總統得知賓四準備在台建造家宅，認為應由公家負責。賓四告以一切已準備妥當，請代報告並致謝。臨別時，經國先生再三說，總統是很有誠意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當時賓四並沒有接受。我們返港整裝，於十月正式遷台。抵台後，方知就在返台幾天前，經國先生直接命家兄將屋子設計圖呈上，並囑他不要過問，此外什麼也沒說。事已至此，也就無從推辭，素書樓就由政府興建完成。
國家元首敬禮下士，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精神，屬公非屬私。士人接受政府禮遇，也為社會佳話，非僅個人的光榮。素書樓既屬政府賓館，土地的借用，應屬政府間事，與居住的賓客扯不上關係。當時台北市某議員認為賓四未與市府簽租約是「非法」，我們認為以百姓身分私人向市府借屋租屋，皆不合「禮」。中國一「禮」字，包有「情」「理」「法」三項，不合禮，亦即不情非法。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可以為國「賓」，為君「師」，但不可做社會一刁民。賓四是否夠資格接受政府的禮遇，社會自有公論，不是我這個遺屬所敢妄論。
「素書樓」本該在賓四百年後，給社會留一美好故事，卻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犧牲。民國79年六月，我們遷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書樓。僅止三個月，外子賓四竟無言而去。留給我無盡的悲痛，也留給我許多未了的責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兩年，不幸成為「台灣式民主」的祭品，一個已九十四歲的老人，二十年來過的是隱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會一罪人，沒有辯解的餘地。賓四生前對此事，本囑我得空時向社會作一交代。我原準備把家搬定後動筆，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當時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筆，往事如千軍萬馬般湧上心來，平添更多悲憤，因而遲遲寫不成篇。
搬家前，賓四當時正在病中，我不敢詳告，有天夜裡，我獨自坐在廊上，賓四忽然起床走來對我說：「要是我再年輕幾歲，寧可到國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現在已經太老了。」緊接著一聲長嘆。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有一句話要交代你，將來千萬不要把我留在這裡。」又是一聲長嘆。我的淚水隨著他的長嘆而長流，我為他感到無限辛酸。我對賓四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那天我們夫婦談到半夜，賓四稱讚我所說的話是得道之言。
今天的人生越來越不重情義，人生也越來越無趣味。想到這些，怎能不令人感傷。自從我們要遷出素書樓，報上就有素書樓將建紀念館之說。站在遺屬的立場，自是樂觀其成。然而每一想到搬家前兩年的種種經過，真如噩夢一場，至今我尚無法從噩夢中完全清醒過來。今天「台灣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雖守法，也難保自身的安全。所謂的「民主政治」，成了無軌的車，可以任意橫行。在經歷了一連串椎心的痛苦後，我不得不加倍地謹慎小心，再不能讓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傷害了。對於今天的我來說，餘生的意義也僅在此。
在我們遷離素書樓時，我曾寫了一份清單，把我們入住後，對房屋園子的加建、修建等種種情況，一一說明。移交房子時，這份清單也一併交給了總統府派來接收的人員。民國81年1月7日，素書樓紀念館成立，那是我將素書樓歸還政府一年七個月後，第一次重踏進這個地方，景物不再，人事全非。
賓四生前曾以終生做一教師為榮。他辦教育，主張「為學」與「做人」兩者絕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為終生努力的目標。做一個學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要做一個篤實信守中國自己傳統文化的學人，其心靈之孤單寂寞，更是難以述說。學術乃千古事，賓四生前自信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可以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百年後自有公論。然而對一個人品格的汙衊，在今天這樣是非黑白混淆不清的社會，是經不起時間的拖延。政府成立素書樓紀念館，特以賓四名字來命名，可以說肯定了賓四的為學，又肯定了賓四的為人。在素書樓紀念館籌備的過程中，對有關一切具體計畫及設施方面，我不敢擅自提出任何主張。賓四生前嚴守公私之分，今天以我的立場，自應謹守先夫素志。
賓四去世已二十年，二十年當中，台北市政府僅在紀念館封館整修完畢，民國91年（2002）三月重新開館時，公開澄清賓四未霸占公產，還賓四清白。賓四已逝，馬市長的道歉，平添我心中無限的感慨。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
民國55年（1966），中國大陸忽然暴發了「文化大革命」，各學校完全陷於停頓狀態，香港人心震撼。賓四十分擔憂將來大陸中小學文史教師要後繼無人了。他那時已辭職隱居在家，全力在準備寫《朱子新學案》。我們住在九龍沙田郊區山上，和風台五號的樓房，有一大長廊，面對海灣，景色幽靜。他日夜在那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語不發，這樣持續了一兩個月。他說他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這一危機？有一天，忽然說想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以挽救文化中斷危機。民國60年（1971），《朱子新學案》完成後，賓四一再想重拾此計畫，困於經費，無法展開工作。賓四晚年有時常會提起以前所想要做的一些計畫，就不免要感嘆經濟的壓力。民國72年（1983），賓四《八十憶雙親》一書出版。寫這書時，他雙目已不能見字。我辭去文化大學兼課，幫忙抄稿改稿，我們夫妻足足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他這本自傳。此書僅換來十五萬台幣稿費。我心中十分感慨，實在不忍心把這筆錢用在日常生活上，於是決定從這筆稿費開始，以後凡有稿費收入皆另作集存，以備另派用途。過了幾年，忽見報上登載一消息，政府考慮將創辦基金會的經費，從一百萬台幣提高到一千萬。那時我們只積了六十餘萬稿費，於是急急湊足數目，在賓四去世的前一年，民國78年（1989）五月，申請成立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當時只是想用基金會名義存款，可以限止自己不能隨便動用。賓四晚年多病，又正忙於整理舊稿，生活緊張，根本無暇想及基金會成立以後該如何。當年基金會取名「素書樓」，那只是因為賓四晚年雙目不明，所有活動多在樓上，我們的談話也都在樓廊上進行的。我們基金會受經費之困，從董事長起，全部是義工，連車馬費也得自掏腰包，但基金會為完成賓四心願，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不會因經費之困而停止。賓四晚年，常談及現在青年對中國自己文化了解程度的日漸低落，非常值得憂心。因此我遵照賓四生前的意願，由基金會出版「小論叢」，讓年輕人可以透過「小論叢」來了解中華傳統文化。（上）
【2010/08/27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感時篇 / 軟暴力
【聯合報╱張作錦】
連孔祥熙都無力招架，遑論平民百姓
「軟實力」一詞大家耳熟能詳，「軟暴力」這三個字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我不久前首次聽到時，不禁悚然而驚。那時我正在境外旅行途中，遙聞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法》經立法院修正通過，心中更平添一些憂慮。
「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概念，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在二十世紀九○年代初提出的，從此啟動了「軟實力」研究與運用的潮流。依照他的觀點，「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換言之，藉用「軟實力」，能讓他人做你想要他們做的事。如此說來，「軟實力」之為用大矣哉！
相對的，如果我們要給「軟暴力」下個定義，那就應該是：不用拳頭，不用棍棒，不用酷刑，不用毒藥，你也可使他人遍體鱗傷，度日如年，甚至一死以求解脫。如此說來，「軟暴力」的力量也同樣大得很啊！
那麼，誰有這般「本領」呢？老實說，捨媒體其誰？
從另一方面看，地位顯赫如孔祥熙者，蒙此不白之冤數十年，還要後世學者替他「平反」，一般升斗小民碰上新聞界的「軟暴力」，有何能力自衛或反抗？
《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原規定，媒體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當事人。在立法院審議時，外界咸認有干涉新聞自由之嫌。經立法院復議，撤銷了這項規定。有人為台灣的充分自由民主而稱慶，有人則擔心既然「人肉搜索」變成合法，不僅媒體可無視個人的隱私，肆意踐踏，更可能是「人民警察」時代的來臨。
大家還記得台北市一位前女議員的「光碟」事件嗎？媒體傳播她的私生活，為了哪項「公共利益」？害得她不能做人，從此離鄉背井，遠走他方，路途之坎坷，可以想見。「傳播界」賣光碟賺了錢，又在閱視率上得了便宜，有人為他們的「軟暴力」反省、檢討過嗎？
一位小學老師和他的女學生發生親密關係，事情洩露，他要求新聞界不要說出他的名字。但一家「仗義執言」的報紙登出他的名姓，他當日上吊自殺。老師與未成年女學生發生那樣的事，自然可受公評，但不寫出當事人名字並無損於新聞之完整性及記者的社會責任。
新聞自由是民主國家的基石，而一個民主國家必應也必能保護包括隱私權在內的個人人權。若是「軟暴力」無限延伸，自由和民主就可能相對收縮。
「個資法」是一把雙面刃，看我們要哪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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