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報╱莊靈】 | 2009.12.21 04:46 am |
原來正在播放老共的喊話，我只記得聽到這樣一段震耳驚心的聲音：……蔣介石賣國集團，把兩千七百九十二箱故宮國寶盜運去了台灣！負責執行的人有杭立武、莊尚嚴…
當年文物在台中糖廠暫時落腳
最近整理父親留下有關故宮文物南遷及初到台灣還寄居在台中糖廠時的舊照片，似乎六十年前我還在台糖小學念書時的日子，一下子便又回到眼前來。那年我十一歲。
當年剛剛遷台的故宮，和同時來台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以及北平圖書館和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幾個單位，一起被教育部合併成「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簡稱聯管處）一個機構。當時聯管處各單位的文物都寄存在台中糖廠的倉庫，而所有工作人員和眷屬，就住在中間是辦公處所、兩側則為毗連著的一長排木造宿舍裡；而那一長列木造平房，就坐落在台中糖廠圍牆外的振興路上，屋後緊連著一條專為糖廠運送甘蔗原料的中南線（台中－南投）小火車鐵道，每天都可以聽到小火車經過時從車頭發出的尖銳氣笛聲。
其實，文物當年所以會選擇台中糖廠暫時落腳，除了因為台中氣候好的因素外，還有市長陳宗熙是主持文物遷台大計的教育部政務次長杭立武先生在金陵大學時的同學；另外，擁有甚多倉貯空間的台中糖廠廠長於升峰先生，又剛好是中博籌備處主任譚旦冏先生的留法同學。就這樣因緣際會，我便和父親三位聯管處同事吳玉璋、顧華，還有余益中先生的孩子吳效蕙、顧琪和余大營，一起進了台中糖廠附設的「台中市東區台糖代用國民學校」讀五年級。
全班同學一起學會ㄅㄆㄇㄈ
有一天放學後，好幾個同學一起經過軋糖工廠，走在通向糖廠邊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父親常常鼓勵我和哥哥們應該多學方言的事（其實抗戰時在貴州和四川長大，三位兄長和我都會說四川話；36年到南京念朝天宮小學，我也學會了南京話；反倒是父親自己，除了家鄉的北京話，什麼方言都不會），由於看到蘇洽鈞拿在手上的硯台，便問他道：「硯台的台灣話怎麼說？」
「馬博安（相似音）。」
「什麼？」
「馬博安。」他再說一遍。
「『馬博安』？為什麼『硯台』的台語要叫『馬博安』？」
「我不知道。哈，你會說『馬博安』啦！」
「哦？我真的會說『硯台』的台灣話啦！……」當時我和蘇洽鈞都很高興。其實台語的「馬博安」只是硯台古稱「墨盤」的台語發音而已；如果自己當時就知道「墨盤」這個名詞，那學說台語只不過是把原詞的音調作較多的轉變而已，能有多難？就這樣，我便慢慢學會了台語，而且對於許多台語的名詞原來究竟是哪幾個漢字，特別有興趣。
守護文物的安全
當年聯管處故博組的文物全都存放在隔壁糖廠的倉庫裡，所有的箱子（除了父親在民國24年親自帶到英國去參加倫敦藝展的八十個黑色大鐵箱的故宮文物精華外，其餘的全用木箱裝放），都按照民國22年第一次南遷到上海時，由馬衡院長命名的「滬」「上」「寓」「公」四個字分類，一落落整齊的堆放在倉庫裡用粗木板鋪成的地板上。箱堆之間空出相當距離作為通道，而同仁辦公用的簡陋桌椅，就捱著箱壁排放在旁邊。
當時父親、母親和來台的故宮同事們都在庫房上班，除了守護文物的安全，還要按計畫開箱清查文物或整理善本書籍；父親因為是故博組的主任，所以常常需要參加聯管處的各種會議，工作並不輕鬆。母親除了上班，家中大小事務幾乎全都由她料理，像洗衣、做飯，和照顧四個在學兒子的起居，情況和抗戰時在貴州和四川比起來，只怕還要辛苦些；因為一來沒有幫手（平常我們也只能早上幫母親升火燒個煤球，晚上吃完飯幫她洗個碗而已），等後來年事已高又行動不便的祖父莊聘臣先生（他好像一直都在東北，我和哥哥們自小就沒見過他），也被父親想盡辦法接來台中後，他老人家的生活起居自然也完全要依賴母親的照護。
平常的日子，哥哥和我都到學校上學（三個哥哥都念台中二中），放假的時候，我們除了會幫母親上市場買菜，或者細心擦拭哥哥們上學要騎的腳踏車外，通常都會幫父親裁紙研墨，看他如何運筆寫字；再不就會到隔壁劉峨士或者黃居祥先生那裡，看他們畫國畫或關於苗人的民俗畫。劉、黃兩位先生都是父親在貴州安順時延攬進故宮的同仁，一個天津、一個山東，都是很有才氣的藝術家。兩人全都單身，也很有個性，不過都對我們很好，大概從小就看著我們長大的關係吧！劉先生的畫娟秀挺拔，能工能放，無論山水、人物、花鳥全都擅長；在他畫案旁的牆上總是掛著一幅自己撰寫的對聯，「一副窮脾氣 兩根傲骨頭」，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黃先生的苗畫則線條厚重、色彩明麗，充滿民族風情，洋溢著濃厚的人文氣息。三哥莊喆一直感念劉峨士和黃異（居祥）兩位先生是他繪畫的啟蒙老師，只可惜他們二位因病去世得太早，否則日後必成大家。
聯管處一長排相連的員工宿舍，兩邊都建有竹籬圍牆；靠振興路一側，每家都有一扇前門和一方完全隔離的小小前院，可以種種花草或蔬菜什麼的；後面靠小火車鐵道這一邊，裡面完全不作分隔，因為五、六家人要共用一間廚房，所以每家人都可以在院子裡自由來去。印象裡最難忘的事有兩件：一次是刮颱風，後院的整面圍籬被突來的強風吹倒，於是各家人緊急動員，等大風稍停，大家立刻冒著雨七手八腳地把倒下的籬笆重新支頂起來，然後用繩索暫時拴牢；「工程」結束後，每個人都成了落湯雞，這是我對颱風的第一印象。
另一件則是，記不清鄰居哪家有一台茶褐色造型很美能收聽短波的飛歌牌收音機，平常聽到它播放的音樂，我們都很羨慕；大概就在中共宣布建國的那一段時間吧，有一天它忽然被開得很大聲，原來正在播放老共的喊話，我只記得聽到這樣一段震耳驚心的聲音：
「……蔣介石賣國集團，把兩千七百九十二箱故宮國寶盜運去了台灣！負責執行的人有杭立武、莊尚嚴、譚旦冏、昌彼得……」
強烈高亢的責難語調，一直到現在還在耳際回響。當時心想，這下子父親和全家人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吧？
誰能想到當1999年九月，為了紀念父親莊嚴先生百歲冥誕，我和二哥莊因、三哥莊喆以及家人，沿著小時候故宮文物南遷的路又走了一趟，最後到達南京，並且到南京博物院（就是1947-48年的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舊址）參觀時，當時的院長徐湖平先生對我們說：
「當年你父親他們把文物運到台灣，並且保存得那麼好，對於國家來說，真是了不起的功勞啊！」
聽到徐先生這樣的話，兩位哥哥和我當場愣住，幾乎不知道該怎麼去回應他。
1949，民國38年，是我剛到台灣的第二年；當年那個在台中念糖小五年級的小學生並不知道，再過半年多，全家又要隨著故宮文物再一次搬遷到台中縣霧峰鄉下的北溝村去，而且一住就要十五年呢。
【2009/12/21 聯合報】@ http://udn.com/
當時父親、母親和來台的故宮同事們都在庫房上班，除了守護文物的安全，還要按計畫開箱清查文物或整理善本書籍；父親因為是故博組的主任，所以常常需要參加聯管處的各種會議，工作並不輕鬆。母親除了上班，家中大小事務幾乎全都由她料理，像洗衣、做飯，和照顧四個在學兒子的起居，情況和抗戰時在貴州和四川比起來，只怕還要辛苦些；因為一來沒有幫手（平常我們也只能早上幫母親升火燒個煤球，晚上吃完飯幫她洗個碗而已），等後來年事已高又行動不便的祖父莊聘臣先生（他好像一直都在東北，我和哥哥們自小就沒見過他），也被父親想盡辦法接來台中後，他老人家的生活起居自然也完全要依賴母親的照護。
平常的日子，哥哥和我都到學校上學（三個哥哥都念台中二中），放假的時候，我們除了會幫母親上市場買菜，或者細心擦拭哥哥們上學要騎的腳踏車外，通常都會幫父親裁紙研墨，看他如何運筆寫字；再不就會到隔壁劉峨士或者黃居祥先生那裡，看他們畫國畫或關於苗人的民俗畫。劉、黃兩位先生都是父親在貴州安順時延攬進故宮的同仁，一個天津、一個山東，都是很有才氣的藝術家。兩人全都單身，也很有個性，不過都對我們很好，大概從小就看著我們長大的關係吧！劉先生的畫娟秀挺拔，能工能放，無論山水、人物、花鳥全都擅長；在他畫案旁的牆上總是掛著一幅自己撰寫的對聯，「一副窮脾氣 兩根傲骨頭」，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黃先生的苗畫則線條厚重、色彩明麗，充滿民族風情，洋溢著濃厚的人文氣息。三哥莊喆一直感念劉峨士和黃異（居祥）兩位先生是他繪畫的啟蒙老師，只可惜他們二位因病去世得太早，否則日後必成大家。
一段震耳驚心的廣播
另一件則是，記不清鄰居哪家有一台茶褐色造型很美能收聽短波的飛歌牌收音機，平常聽到它播放的音樂，我們都很羨慕；大概就在中共宣布建國的那一段時間吧，有一天它忽然被開得很大聲，原來正在播放老共的喊話，我只記得聽到這樣一段震耳驚心的聲音：
「……蔣介石賣國集團，把兩千七百九十二箱故宮國寶盜運去了台灣！負責執行的人有杭立武、莊尚嚴、譚旦冏、昌彼得……」
強烈高亢的責難語調，一直到現在還在耳際回響。當時心想，這下子父親和全家人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吧？
誰能想到當1999年九月，為了紀念父親莊嚴先生百歲冥誕，我和二哥莊因、三哥莊喆以及家人，沿著小時候故宮文物南遷的路又走了一趟，最後到達南京，並且到南京博物院（就是1947-48年的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舊址）參觀時，當時的院長徐湖平先生對我們說：
「當年你父親他們把文物運到台灣，並且保存得那麼好，對於國家來說，真是了不起的功勞啊！」
聽到徐先生這樣的話，兩位哥哥和我當場愣住，幾乎不知道該怎麼去回應他。
1949，民國38年，是我剛到台灣的第二年；當年那個在台中念糖小五年級的小學生並不知道，再過半年多，全家又要隨著故宮文物再一次搬遷到台中縣霧峰鄉下的北溝村去，而且一住就要十五年呢。
【2009/12/21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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