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3日 星期三

淮西走來的貧民皇帝朱元璋

淮西走來的貧民皇帝朱元璋 (一)
【文/ 趙毅于寶航】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
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
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這是元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的一闕〈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朝末年黑暗動盪的社會現實。
元朝政權的「草原本位」性格
元朝從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到1368年滅亡,還不到百年,與中國歷史上其他大一統王朝相比,國祚是比較短的。這主要是由於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具有明顯的二元性特徵:一方面,忽必烈即位後曾推行了一系列「漢法」,奠定了中央集權王朝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舊有的「草原本位」色彩並未完全褪去。直到元朝後期的蒙、漢文合璧碑銘中,漢文「大元」國號在蒙語中仍譯作「稱為大元的大蒙古國」或「大元大蒙古國」。元朝紀年方式漢、蒙並用,皇帝死後也同時有蒙、漢兩種紀念性稱號。如忽必烈按漢族傳統的廟諡為「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而蒙古「國語」諡號則為「薛禪合罕」,意即賢明之汗。這表明元朝的皇帝實際上在一身兼任兩種角色,既是漢族臣民的皇帝,同時仍然是蒙古草原百姓的大汗。
堅持「草原本位」的元朝統治者對漢文化存在隔閡,缺乏長治久安之策。歷史學家錢穆評價說:「蒙古恃其武力之優越……其來中國,特驚羨其民物財賦之殷阜,而並不重視其文治。……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知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治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孟森先生也認為:「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當其清明之日,亦有勤政愛民,亦有容納士大夫一二見道之語,然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
其實,蒙古族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遊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瞭解。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相對比較困難。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藥方。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遊牧貴族集團。這就使元朝統治集團不能完全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都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元朝最後一個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後為北元昭宗)曾經說過:「李先生(按:指其師傅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曉。」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儒化稍深,但他們同時也仍然是喇嘛教的虔誠信徒,且因具體政治環境的制約都未能有太大作為。大多數蒙古、色目貴族對儒學的態度亦與皇帝近似。


從淮西走來的貧民皇帝朱元璋(二)
【文/ 趙毅于寶航】
就整個朝廷而言,可以說儒家思想在昔日作為治國主導方針的「獨尊」地位,始終沒有得到明確的承認,而與儒學格格不入的保守勢力直到元亡都相當強大。順帝一度講習經史,但左右近臣多加阻撓。帝師則對太子習儒提出異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損太子真性。」不僅皇帝多不習漢文,蒙古大臣中習漢文者也很少。如元朝後期的右丞相阿魯圖就對順帝稱「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向左轉,成為笑柄。
從成宗即位到順帝在位中期,元朝的統治大體上一直維持著穩定。但在穩定的表象之下,社會又始終孕育著動盪不安的因素。其主要表現就是各地的武裝反元起事綿延不斷,並且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武宗時,天災人禍交織,社會危機更加嚴重。山東、河南地區蝗旱交作,疾疫流行,百姓父子夫婦相賣求食。順帝在位初期,權相伯顏把持朝政。此時元朝地方政局不穩的狀況日益嚴重。頻繁的地方動亂更加深了以伯顏為首的蒙古保守貴族對漢人的仇視情緒。在伯顏主持下,元廷重申漢、南、高麗人不得持有兵器的禁令,凡有馬者皆拘入官,禁漢、南人不得習學蒙古文字,又專門要求朝中漢官討論對漢族起事者如何鎮壓。據稱,伯顏甚至向順帝提出了盡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建議。
這段時間內,自然災害也很嚴重。黃河發生決口,河南、北大片州郡罹水患,土地荒蕪,人煙絕跡。河患不僅加劇了社會動盪,而且威脅漕運和瀕海鹽場生產,直接影響到元朝財政收入。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賈魯發民工15萬、戍卒2萬人治河。工程持續數月,至十一月完工,河歸故道。這次工程就治河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大河南北的百姓經連年災荒,民不聊生,元廷在此時大舉徵發民工,督責嚴刻,死者枕藉,怨苦之聲載道。民工成批聚集於工地,又為反抗活動的策劃和宣傳提供了便利條件。
反元浪潮群雄逐鹿
至正十一年治河工程開工後,北方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劉福通等趁機策劃起義。他們加緊宣傳白蓮教「明王出世」、「彌勒下生」的思想,並將一個獨眼石人埋在治河工地上,同時散布讖語:「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河工挖出石人,遞相傳告,人心更加浮動。
這一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聚眾於潁上,誓告天地,準備起事,韓山童自稱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事未發而謀洩,被地方官捕殺。劉福通倉促起兵,攻占潁州(今安徽阜陽)。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講到:「起義的教徒都用紅巾裹頭,以區別於元朝的軍隊,當時人稱之為紅軍、紅巾或紅巾軍、香軍;奉的是彌勒佛,也叫彌勒教;宣傳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明教)教徒嚴格執行在密日(日曜日)吃齋,神的畫像是摩尼和夷教(耶穌),這兩個神都是高鼻子、漥眼睛、黃頭髮,鄉下人看了很稀奇,以為是魔鬼。以此,這教在教外人說起來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齋,事魔指的是拜魔神,又叫作魔教。


從淮西走來的貧民皇帝朱元璋(三)
【文/ 趙毅于寶航】
不過由於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複雜性,黎東方先生在《細說明朝》中認為,後來成為大明天子的朱元璋所參加的「這個革命團體的真正名稱是什麼,今已難考。在外表上,它只是半公開的一種宗教。有時候被稱為『明教』,有時候被稱為『白蓮教』,有時候被稱為『彌勒教』。它的主要的口號是:彌勒佛下凡轉世,作人間的『明王』。它的主要的戒律與活動是燒香、點燈、吃素、做禮拜。」
起義軍以「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文告鼓動百姓,又打出旗號稱「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意在利用長期存在的民族矛盾號召、團結漢人,並直接提出了推翻元朝統治的政治目標。起事發動後,進展迅速,占領了黃、淮之間很多州郡,眾至10萬,屢敗元軍,百姓從之如流。其餘地區亦紛紛起而回應,天下大亂。南方白蓮教徒徐壽輝、鄒普勝起兵於蘄水(今湖北浠水)並建立政權,徐壽輝稱帝,國號「天完」。芝麻李據徐州,郭子興據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亦皆以白蓮教聚眾號召。另外還有一些起事者不屬白蓮教系統,如活動於浙東沿海的方國珍和占據淮東的張士誠。其中張士誠自稱誠王,建國號大周,都於高郵(今屬江蘇),阻斷漕運,對元朝威脅最大。
在各地反元浪潮的衝擊下,元朝的統治風雨飄搖。江淮地區動盪的形勢阻斷了南方賦稅的徵收和北運,政府財政已無法支撐,大都一帶的糧食供應更成為一個嚴重問題。至正十八年(1358),大都發生饑荒,加之疫病流行,百姓大批死亡。11座城門外各挖萬人坑掩埋,所葬遺骸達20萬。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元順帝卻依然長期怠政,沉溺於游宴淫樂,親自設計製造龍舟、宮漏等物品以備遊戲,精巧冠絕一時。他又與一批近臣從西番喇嘛教僧人修習房中術,君臣宣淫,男女裸處,「醜聲穢行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大臣張楨奏請「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宴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指出值大亂之際,「而陛下乃安焉處之,此所謂根本之禍也」。順帝卻執迷不悟,大元朝離滅亡不遠了。
從遊方僧到開國皇帝
元末群雄逐鹿的最終獲勝者是朱元璋。
朱元璋,幼稱重八,初名興宗,字國瑞,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朱元璋的祖籍是江蘇沛縣,祖上幾代都是種田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由於受不了地主的剝削,幾經遷徙,到他父親朱五四時已搬家到濠州。先是住在鐘離東鄉,後又搬到西鄉,最後搬到太平鄉孤莊村。因為家貧,朱元璋幼時曾為地主放牛。朱元璋是唯一具有這種赤貧背景的一代皇朝的開國之君,他曾經說過:「世之寒微有能過我者乎?斯寒微之至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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