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創作與世界文學

【聯合報╱聶華苓】

2010.01.01 03:04 am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

我流亡了三輩子

我流亡了三輩子。軍伐內戰，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逃，逃，逃。最後，逃到台灣。逃到愛荷華。

小時候，因為父親的桂系關係，逃避蔣系的暗殺，躲在漢口的日租界。我們就在那兒住下了。1936年，父親在貴州專員任內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十四歲，就成了流亡學生，當時我們中學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離家〉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裡？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整個在動盪，
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

這樣逃，逃，逃，逃了敵人，逃不了國民黨，逃不了共產黨。1949年我二十四歲帶著家人從大陸逃到台灣，立刻參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適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逐漸地，因為《自由中國》對台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尖銳批評，鋒利的駁析，十一年以後，在1960年被政府封閉，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被捕，《自由中國》被封。

雷震等被捕後，我住屋附近總有人來回徘徊。警總藉口查戶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幾次。據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沒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宣稱他們在《自由中國》寫的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1960年九月，最後一期 《自由中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就是殷海光寫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發生以後，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不斷受到特務騷擾，後來特務竟明目張膽到他家裡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們要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

1964年我終於到了愛荷華大學作駐校作家，已在台灣出版七本書了。當時，作為一個作家，我還是困在自己的處境中：中國人，中國人，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波蘭小說家
Julian Stryjkowski

愛荷華大學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畫」（IWP），我開始接觸到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當時的世界正是冷戰時期，東歐的國家在蘇聯控制下，中國大陸已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台灣那個時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嚴時期。1968年，陳映真接到我們邀請，卻被當局逮捕了，捷克發動人權運動的哈維爾Vaclav Havel，接到我們的邀請，蘇聯坦克車衝進布拉格，哈維爾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終於在1989年，被選為捷克總統。

從1945到1991年，歐洲被鐵幕分隔成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樣的世界局面下，吸收了一些很優秀的東歐作家。

我和東歐的作家特別接近。他們對我訴苦，我懂。例如，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請，他終於在1969年到了愛荷華。那時候，作家在IWP八個月，他們在愛荷華度過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紛紛，只見Julian捧著一束鮮花，走進我辦公室，一面說： 我可以和你談談嗎？我說：當然可以。他說：可不可以關上門。我說可以。預感他有重要的話要談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蘭駐羅馬的新聞社長，因為他出版了一本小說，寫義大利沒有田地的農民，被義大利政府驅逐出境。回國後，他在一份現代文學的雜誌工作。他本強烈擁護共產主義，1966年，他退出波蘭聯合工人黨，和其他一些當年有名作家，抗議共產黨政府對文學、藝術、文化的迫害。從那以後，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發表，但必須通過檢查單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談談，也正是他在波蘭受壓制的時候。他關上我辦公室的門，給我一束鮮花，坐下後，對我談到他當時困難的處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幾年了，她有個兒子，母子都對他很好。他們想結婚，但他考慮到自己的處境會影響他們，尤其會影響兒子的未來。他不知如何是好。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為那個原因，那母子倆也不可能從波蘭出境到美國。

其實，他知道我也沒辦法。但他要找個人，吐吐苦水。他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我一再要他回去後，告訴我他們是否結婚了。好久以後，我才接到他一張明信卡。只有一句話：我回來了。

伊朗詩人台海瑞

伊朗的詩人台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愛荷華，正是伊朗巴拉維國王專政的時代，對異議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愛荷華又留了一年，最後，不得不回國了。我和Paul送她上飛機，她上了飛機，又跑下來，抱著我大哭。她在愛荷華寫了一首詩：

〈我的錶騙我〉

啄木鳥知道
我住在光禿禿的樹枝上

何必在印滿足跡的壁上
展現我不盡的語言
我必須走了
我的錶永遠騙我
交通指標也是
停止─等待─不轉彎─左轉─右轉
有個永遠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謊
總是缺點兒什麼
我總是和當時有點兒什麼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馬路上閒逛
我不該穿緞子鞋，也許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匈牙利詩人戈艾姬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東南部平原上一個小村裡猶太家族，後隨新聞記者的父親移居山巒地帶。她慶幸從小就浸潤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戰，匈牙利參加軸心國，納粹被蘇聯襲敗。她父親在戰俘營中死於傷寒。1944年納粹占領匈牙利，迫害猶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達佩斯獄中。1945年一月戰爭一結束，她母女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紙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癱瘓，兩腿必須鋸掉，但一位年老農婦用肥肉按摩她兩腿，三個月後，她終於又能行走。戰爭結束，蘇聯進入匈牙利。

她掙扎多年，終於在1953年進入布達佩斯文理大學，後來教過中學，任文學雜誌、出版社編輯、電台工作，1975年開始在賽格德大學教美國詩歷史，年近六十，還在布達佩斯大學研究並得博士學位，專長葉慈（W. B. Yeats）的詩和詩的翻譯。從1963年起，出版幾本詩集，四部小說，喬艾思以及湯瑪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譯。所寫的詩和小說，涉及甚廣──歐洲、美國、亞洲、非洲。三部小說在瑞典和德國出版，得過匈牙利文學大獎，被選為匈牙利國家院士。1961年結婚，次年離婚。後與一位美國文學翻譯家相愛，他1984年心臟病突發而死。1988年，相依為命的母親逝世。

她說：我到今天，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喪失感。瞭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歲，大年初三，滿屋紅豔豔的喜氣，母親突然看到《武漢日報》頭條新聞：貴州平越專員聶怒夫殉難。他被紅軍殺害。1951年，大弟漢仲在台空軍飛行失事。我忍著淚瞞著母親六個月，她終於自己察覺了。1962年，醫生診斷她得了肺癌，我又瞞著她，告訴她是氣管炎。五個月以後，在兒女圍繞的幻覺中，在我緊握的手中閉了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爾和我去波蘭領國際文化貢獻獎，他突然在芝加哥機場倒下。現在，我仍然在這愛荷華河上，寫，寫，寫……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喪失感。

〈傳記家〉　　

而我沒有鞋子。
我父親是搬運工人，
他也沒有鞋子
我父親的父親是牧羊人
趕著羊從一個穀場到另一個穀場，
在睡夢中，他也沒有鞋子；
我愛的一個有肺癆的歌唱隊女孩，
啊，吟唱死亡！戰爭；
復興；當然，我犯過錯誤；
然而，在一個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從此
我不斷對自己說「我沒有鞋子」

此外，我隱藏過幾個猶太人
而且大詩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幾個場合。
為什麼嗎，我甚至借給他我的鞋子。

（詩／戈艾姬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

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

（本文為作者接受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博士座談會致辭）

【2010/01/01 聯合報】@ http://udn.com/